在就业岗位的选择上,萝卜招聘与就业歧视往往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两者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很难赤裸裸的进行,表现为潜规则;那么在被潜规则中获得录用的优先权就会成为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聊斋》中狐狸精的形象比较复杂,即使美丽动人也属于另类。但其中仍然有不少“转知为狐,心甚悦之”,“若得丽人,狐亦自佳”的痴郎。之所以如此,是现实并不美妙的缘故,值得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进行深刻反思。
正常渠道难言公平
《聊斋》中有一个辛十四娘的故事,说的是落魄学子冯生与狐狸精十四娘的婚恋。两人偶然相遇,冯生一见钟情,便要去应聘夫君这个职位。但十四娘的父母因为冯生不入流,将他轰出门外。冯生碰见了鬼世界的妗奶,被妗奶认作体制中人。而且这个妗奶是鬼世界的五都巡环使夫人,颇有权威,反过来将十四娘萝卜招聘为“甥妇”。冯生如愿后小日子过的不错,偏偏命运多舛,被诬告后即将处死,还是十四娘让他转危为安。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冯生的悲欢离合与体制有关。冯生祖母辈虽然是体制中人,后来逐渐被边缘化了。在体制内得不到功名,也就很难找到体制内的白美富。所以他在荒败的寺庙门外见到丽人十四娘,虽然心里犯嘀咕:“丽者何得在禅院中?”便也顾不得许多,想去研究一下人家有无招聘信息,被主考官——十四娘的老父挡了驾。最要命的是为什么不符合条件,人家语焉不详,歧视性条款没有说出来,自然无法投诉。但是当他被死去的妗奶认作鬼世界的体制中人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连“面试”都成了走过场,叫他自己找个好日子领走媳妇便是。寺庙里的居士明确告诉他,这寺中狐狸精多得很,提醒他小心为妙。但他饥不择食:“若得丽人,狐亦自佳”,管她来历正不正。
按照体制内的标准,冯生的才学不算差,和楚公子相比不相上下。两人原本同学,在官方组织的一次考试中,楚公子名列第一,冯生位居第二。因为楚公子的父亲官居银台,考官要拍楚公子父亲的马屁。而楚公子并不这样看,对考试成绩沾沾自喜,在酒宴上将自己的文章拿出来显摆:都说考场中靠的是命而不是文章好坏,那是牢骚话。你看我的名次排在你前面,至少文章的起头几句比你略高一筹。冯生毫不相让:你得了,你靠的是“拼爹”!楚公子在众宾客面前下不来台,设计将他打入大牢。判案的府尹只听楚公子的一面之词,容不得冯生申辩,打得冯生皮开肉绽。十四娘知道无理可讲,劝冯生曲认,少受皮肉之苦。眼见得体制内的优劣真伪甄别失察,冯生再次将希望寄托在十四娘的体制外搭救。
十四娘的搭救很另类,让狐婢扮作流妓在皇帝老儿那里“被潜规则”,然后求情。冯生虽然被放出来了,但从此失去了通过招聘在体制内谋得一官半职的机会,诬陷他的楚公子逍遥法外。这和当前萝卜招聘被曝光后,鲜有官员被问责的情况是一致的。毫无疑问,冯生是考场萝卜招聘的受害者,但是在体制藩篱面前,他要想改变被边缘化的命运,获得体制内郎才女貌一样体面的生活,也是“狐亦自佳”,甚至别无选择。深陷囹圄,能有十四娘为他奔走,成了他不幸中的万幸。可惜的是,在鬼世界里仍然难以摆脱以体制为依托的潜规则的窠臼。如果说十四娘的下嫁冯生是迫于鬼世界的体制压力,那么当她可以自主,“视尘俗益厌苦”之后,抽身而去则成为必然。
依托体制形成怪圈
《聊斋》中的冯生作为一介生员,算是个小人物。在鬼世界里听任死去的妗奶为自己搞了一次萝卜招聘式的联姻,反映了他对类似的潜规则有一种“臭豆腐”心理。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他似乎只有招架之功,虽然不乏轻薄之词,绝无还手之力。但是像楚公子那样的强势者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在萝卜招聘之类的潜规则中翻云覆雨,将冯生的“臭豆腐”心理演绎成更加巧妙,形成一种难以禁绝的怪圈。
首先,道义风险在利益诱惑面前显得苍白,“转知为狐,心甚悦之”的侥幸心理导致铤而走险。冯生当然知道狐狸属于异类,但是在好处的诱惑面前唯恐不能如愿。这是那些自诩为能人的管理者,在用人惟亲时所抱有的普遍心态。当一个体制存在既得利益,享有体制外人群更多的福利时,管理者在招聘时搞萝卜招聘明知会招来非议,但为了把自己的人拉进来,还是不惜一试。虽然体制内进人一定要走公开招聘这套程序,但怎样录取由自己操作,管理者就会向冯生那样投石问路。这时候,不是潜规则缠绕自己,而是自己主动往潜规则的套子里钻。怎样蒙混过关,使其看上去更像是公开招聘才是大问题,而管理者不乏逢场作戏的智慧。至于按照潜规则把“戏”演砸了之后怎么办,全可以抛在脑后。
其次,遭遇挫折时对潜规则愈加依赖,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冯生乘醉跟踪找到十四娘的家门口,是充满自信的,以为凭他的一首小诗,就能让十四娘对他刮目相看,许以终身。偏偏十四娘及其姊妹从中看出了其“轻脱”的软肋,并不买账。冯生闯进闺房,想一睹十四娘芳容,人家则撕破脸皮,将他扔到荒山野岭。当他得知妗奶将为他组织一场萝卜招聘,让他如愿以偿时,他当然会有绝处逢生之感,一定会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体制内的管理者原本有一定的强势,如果不加约束,安排几个亲友“吃空饷”也不在话下。偏偏舆论要求公平竞争,由不得滥用用人“自主权”,对于萝卜招聘的点子自然如获至宝。当然,招聘的条件要尽量设计的精准,直至量身定做;而且内部关系要摆平,以便各环节密切配合。
再次,侥幸成功后形成竞争优势,使得潜规则进一步蔓延。冯生虽然通过鬼世界的萝卜招聘“室有仙人”,但举业并不成功,对于类似的潜规则不能如法炮制。但管理者们就不一样了,如果按照潜规则办事获得成功,壮大了自己的阵营,体制内皆大欢喜。不仅乐得把潜规则当作普适的模式沿用下去,而且由于按照潜规则招徕的人更加听话,用起来更加顺手。当然,即使潜规则被曝光,那也不会失去什么,只是没有得到,需要暂时收敛。整个体制还在,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几率极小。充其量像楚公子那样,虽然名声不好听,过一阵子还可以继续得实惠。只要没有彻底翻船,总还会有得手的机会,只不过需要变换花样,以便更有利于障人耳目。按照潜规则成长起来的人继续按潜规则办事,这才是最大的怪圈。
寻找体制间发展公倍数
毫无疑问,对萝卜招聘之类的潜规则应当加大监督和问责的力度;然而治本的办法还是努力缩小不同体制间的利益位差,从寻找体制间发展公倍数做起。因为萝卜招聘式的潜规则的出现固然表明体制间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壁垒,根子还在于利益格局发展的不平衡。如果说不同体制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打破体制壁垒不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那么它可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提供、收拢、激发正能量,推动社会朝着这个目标走。
关心体制外人群的边缘化生存状态,确保他们能够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在《聊斋》作者蒲松龄的笔下,不少狐狸精属于正面形象,只不过都很难被主流体制所认可,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边缘化人群。蒲松龄常常把现实中难以满足的公正诉求,放在狐世界或者鬼世界里得以实现。比如冯生不能在现实中与楚公子“拼爹”,就只好在鬼世界里“拼爷”。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能歧视体制外人群的边缘化生存状态,应当给他们以同等的尊重。
既然在边缘化生存中不乏精英,能就应当承认他们的社会地位。这当然不能仅仅是抽象的肯定,必须有一种机制,保证他们在诚实劳动之后就可以得到体面的生活。假如在一个体制外同样可以获得成功,人们就不必一定要钻营这个体制,搞萝卜招聘那一套。
促进人才在体制间的合理流动,使得每个人的经验和贡献在不同的体制内都可以得到对等的认可。在蒲松龄的笔下,现实世界、狐世界或者鬼世界存在着一种交互关系,不仅有因果报应,而且身份价值可以相互可以勾兑。比如冯生奶奶的弟弟,事前为尚书,死后在鬼世界里当上了五都巡环使,“数百里鬼狐皆备扈从”。背后的逻辑是,一个人无论处于什么状态,都必须在特定的时刻处于一个体制之中,不能哪一个体制都不管;否则就是管理者的失职。应当允许或者鼓励人们在不同的体制间合理流动,而不是初次就业定终身。只要合理,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流动,其经验和贡献都将继续影响以后的生存和发展,使得萝卜招聘不会得到额外利益。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同体制都在现实世界合理存在,并无虚拟之说。
实施严格的回避制度,有效遏制鱼与熊掌兼得的投机。楚公子的名列前茅本来就涉嫌萝卜招聘,偏偏他还要在冯生面前显摆自己的才学高人一等,让冯生气不打一出来。这是又想得实惠又想得名声,鱼与熊掌兼得,在现代社会更容易引起公愤。应当承认,一种体制之所以形成,往往是想保持一种优势;问题在于,一个人在致力于获得这种优势的时候,即使更合适,也不能同时把其他体制的便利也把玩于掌心。比如又想当官意识又想发财、又想当运动员又想当裁判员,诸如此类。人力资源管理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设计出让当事人必须进行二选一的制度,并且能够跟踪监督。当然,在允许或者鼓励在人们在不同体制之间重新进行选择时,应当制定相应的对接规定,厘清相互关系,比如实行必要的回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