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重点总结（七）

　　第七部分  清代文学

　　岭南三大家

　　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合称。王隼编选三家之诗成《岭南三家集》，始有“岭南三家”之称。屈大均的诗歌是其心灵历程的写照，他以屈原后代自居，学屈原兼学李白、杜甫，诗歌奔放纵横，激荡昂扬，于雄壮中飞腾驰骋，豪气勃勃，在遗民中乃至整个诗界独树一帜。陈恭尹的诗歌感时怀古，抒发亡国之悲，间或也表达矢志复明的决心，激昂盘郁，擅长七律。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屈、陈有共同的民族思想，胸怀一股郁愤不平之气；梁诗多酬赠和吟咏景物之作，风格较平淡。唯在反映岭南的山川风貌、人情世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方面，三家则有共同之处。

　　清初三大家

　　指清初写作文学散文的三大古文家：侯方域、魏禧、汪琬。魏禧论文以有用于世为目的，要关系天下国家之政，反对模拟，散文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大铁椎传》是其名篇。汪琬则散文力主纯正，偏于保守所作原本六经，叙事有法，受到后世正统文土的推崇，代表作品为《周忠介公遗事》。侯方域的影响最大，他的散文继承韩、欧传统，融人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被推为第一，代表作品有《马伶传》、《李姬传》。“清初三大家”是桐城派的嚆矢。

　　易堂九子

　　指清初魏禧等九个文学家。魏禧的父亲魏兆凤，明朝灭亡后削发隐居于江西宁都县翠微峰，名其居室日“易堂”。魏禧与兄魏际瑞、弟魏礼以及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丘维屏、彭任、曾灿讲学于此，提倡古文实学，世称“易堂九子”。道光年间，彭玉雯编有《易堂九子文钞》。

　　南施北宋

　　指清初诗人施闰章、宋琬的合称。因二人诗名相况，且都属“尊唐”一派，风格相近，又因施闰章是安徽人，宋琬是山东人，故名。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著有《愚山诗集》，长于五言诗，写景抒情字句清丽，风格接近王维、韦应物。有些诗反映民生疾苦，艺术上也比较成熟。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其诗多感伤时事之作，风格沉雄奔放，部分诗篇有一定现实意义，佳句亦清丽可诵。二人在清初诗坛上均有一定地位。

　　江左三大家

　　指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因他们都是江东人而得名，三人文学成就不同，钱谦益和吴伟业文学成就较高，龚鼎孳次之。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为当时文坛领袖，他力排七子的“诗尊盛唐而文学秦汉”，转移当时诗歌创作的风气，是从明诗到清诗转折的一大关键人物，其诗作转益多师，风格接近晚唐和宋诗，技巧成熟。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作诗取法盛唐及元、白诸家，早期作品风格绮丽，后期作品则激荡苍凉，多写明清之际时事和民生疾苦之作。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其诗声词婉丽，有苍凉之音。

　　《投笔集》

　　是清初诗人钱谦益最后一个诗集和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取班超“投笔从戎”之意以命名，其内容与复明水师进取东南和永历政权的形势有关，其中也贯穿了他和柳如是抗清复明的心迹和踪迹。全集共108首诗，均为七律，其中104首分为十三叠，每叠八首，均次杜甫《秋兴八首》之韵，构成有清一代绝大之组诗。《投笔集》以七律组诗的形式纪传纪史，内容博大宏厚，不仅开拓了七言律诗题材的范围，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虞山诗派

　　在钱谦益的影响下，在其家乡常熟产生的诗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冯班为其代表人物，他论诗有独到之处，诗歌也有个人的面目和特色，并以标榜晚唐李商隐而自张一军，势力颇大，使虞山派“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后来的吴乔和赵执信可说是虞山诗派的馀波涟漪。

　　梅村体

　　梅村乃清朝诗人吴伟业的号，“梅村体”是他在继承元、白歌行体诗的基础上，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自成的一种叙事诗体。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抒情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性。吴伟业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把古代的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梅村体叙事诗约百余首，《圆圆曲》是代表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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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圆曲》

　　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也是“梅村体”的代表作。它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极委婉的笔调，讥刺吴三桂为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开山海关门，沦为千古罪人。全诗规模宏大，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交织，一代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运用追叙、插叙、夹叙和其他结构手法，打破时空限制，不仅重新组合纷繁的历史事件，动人心魄，也使情节波澜曲折，富于传奇色彩。细腻地刻画心理，委婉地抒发感情，比喻、联珠的运用，历史典故与前人诗句的化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而且此诗注重转韵，每一转韵即进人新的层次。诗人画龙点睛般的议论穿插于叙事中，批判力量蓄积于错金镂彩的华丽辞藻中，“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精警隽永，成了传颂千古的名句。

　　南洪北孔

　　指清代杰出的戏剧家洪异和孔尚任。因洪畀是南方人，孔尚任是北方人，故名。洪异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为清代两大传奇作品。《长生殿》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作品人物形象鲜明，场面壮阔，结构精巧，曲词清丽流畅，充满诗意。《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为线索，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作品较好地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结合起来，结构巧妙，语言雅丽。

　　笠庵四种曲（一人永占）

　　指清初李玉早期的四部作品《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一捧雪》写严世蕃为夺取一只玉杯对莫怀古进行陷害的故事。《人兽关》批判了忘恩负义者，也宣传了因果报应。《永团圆》描写了蔡文英、江兰芳的爱情故事，讽刺了豪门的嫌贫爱富，歌颂了真挚的爱情。《占花魁》则反映了以爱情为基础的新型婚姻。这四种传奇表现的是社会下层的世态人情，着重嘲讽鞭挞的是唯利是图、忘恩负义的卑劣行径，道德高尚者倒是出自微贱中人，这种情形近乎“三言”小说的世界，而道德意识又更重了些。也正是由于李玉是带着道德感情去写他心爱的和憎恶的人事，表现力求尽致，强化了戏剧冲突，剧作富有感染力。

　　笠翁十种曲

　　清代李渔的传奇剧本集。因李渔号笠翁，集中包括十个剧本而得名。这十个剧本是：《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慎鸾交》、《巧团圆》、《奈何天》、《风筝误》、《玉搔头》、《意中缘》、《凤求凰》。这十种传奇几乎全是演婚恋故事，这并不说明他特关注婚恋问题，而是反映着他的戏剧观念“十部传奇九相思”，戏曲主要是演男女情事的。这十种传奇自然也反映出晚明以来尚情的思想，赞成爱情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儿女婚事，特别欣赏对情的执著。

　　藏园九种曲

　　清代蒋士铨的杂剧、传奇剧本集。因蒋士铨号藏园，集中包括九个剧本而得名，又名“红雪楼九种曲”。这九个剧本是：杂剧《一片石》、《第二碑》、《四弦秋》和传奇《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冬青树》。蒋氏“藏园九种曲”的一个最大特色，是全部以典型的“忠孝节义”之士做主人公，歌颂其堂皇正大的伦理意识和义无反顾的道德壮举；但同时，对世事及功名富贵的“虚妄”感也不时流注于作者笔端，与作品主人公的伦理实践形成一种意味复杂的对置。

　　神韵说

　　清代诗人王士稹诗歌理论的核心。王士稹在理论上继承了钟嵘、司空图、严羽的诗学思想和南宗画论，总结了王维、孟浩然以来的山水田园诗歌的艺术传统，将神韵说发展为一套有系统的诗歌理论。他强调“兴会神到”，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有神韵的诗歌境界的审美特征是清和远。清代人仕诗人从“南施北宋”开始，民族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心态，已经逐渐淡化，他们的诗歌已经开始以新的面貌来与现政权取得和谐的相处。王士稹的神韵说，则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完成。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的消遣娱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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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调说

　　明清时期的一种诗论。明代前后七子论诗推崇盛唐，提倡格调。清代沈德潜继承了明七子派的高古之格、宛亮之调的观点，吸收了叶燮、王士稹的诗歌理论的某些方面又加以发展，提出了“格调说”，主张诗人立言，在态度上要“怨而不怒”，方法上讲求比兴、蕴藉。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让诗歌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为达此目的，沈德潜认为诗歌在表现上要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并用唐诗的格调将这种意图落到实处。

　　性灵说

　　明清重要的诗歌理论。明代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继承了李贽的“童心”说，提出了“独抒性灵”的“性灵”说以抨击复古派的主张，提倡诗文创作必须抒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真情实感。清乾隆时期，袁枚则以“性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相抗衡。袁枚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就是“真”，“真”可以不符合正统道德，它是最高的价值标准。由此出发，袁枚性灵说有以下几层内涵：要求诗歌表现“真人”的真性情；诗歌在艺术上要变，要有创造性，要在继承传统中求创新，这就克服了公安派不注意继承传统的缺陷；在审美上主张风趣。袁枚的性灵说继承了公安派的性灵说又加以发展，具有反传统、反理学的进步意义，但袁枚的诗学理论深度不够，重大的创造也不多。

　　肌理说

　　清代作家翁方纲的论诗主张。他认为王士稹的“神韵说”的问题在于空泛，沈德潜的“格调说”毛病在于食古不化，所以他提出“肌理说”，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以弥补“神韵”、“格调”等说法的不足。

　　阳羡派

　　清词流派之一，为陈维崧所开创。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轼、辛弃疾，尤其接近辛弃疾豪放苍凉的词风，因其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属于这一词派的作家还有蒋士铨等，此派的词作反映了民生疾苦，风格粗犷豪放，但沉厚含蓄不足，往往流于粗率。

　　浙西派

　　清词流派之一，浙西词人朱彝尊所开创，重要作家有厉鹗、项鸿祚等。朱彝尊推举南宋姜夔、张炎一类婉约词人作品，认为张炎所说“清空”境界为作词最高标准，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词风醇雅清丽。朱彝尊的论词主张和词作受到浙西词家的认同，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等及他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厉鹗继承了朱彝尊的主张，认为以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清婉秀丽词风胜过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慷慨豪放词风，与朱彝尊所不同的是，他的词中孤寂冷峭的情调更为突出。

　　常州派

　　清词流派之一，由常州词人张惠言所开创，周济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乾嘉时期，词坛中注重质实的风格取代了清初词坛的感伤和激情风格，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寄托比兴，主要还是表现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他所提出的恢复风骚传统的愿望很难从根本上实现，他的词气势雄健，风格俊逸，词风较为质实，但其内容范围仍然比较狭窄，意旨较隐晦。

　　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 “桐城派”。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服务当代政治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方苞将自己的散文理论核心概括为“义法”二字，“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姚鼐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的学说进行了融合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他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还提出“八要”来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融合落到实处；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姚鼐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散文理论，而且还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桐城派散文体系，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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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笔论”派

　　是清中叶随着骈体文的兴起，在封建正统文学内部出现的一个文艺派别。它提倡偶语、骈文，试图从理论方面为骈文的发展提供根据，对“桐城派”的文风传统起了瓦解作用。阮元是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张诗文须根柢经史，并且特别注重《文选》之学。文笔论是汉学家以骈文与古文家争天下的理论武器，而阮元则充当了文论战线上代表人物的角色；在骈文复兴的潮流中，文笔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讽刺小说

　　作者采用嘲讽的态度，讽刺敌对的事物、势力或思想的一种小说。开讽刺小说之先的是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但真正奠定我国古典讽刺小说基础的是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受了前代文学中讽刺手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当时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有密切关系，社会愈黑暗，讽刺小说愈发展。《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开创了一个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的先例，晚清的长篇谴责小说大都受到它的影响。

　　铸雪斋抄本

　　是现存能确定具体年代的时代较早的一部《聊斋志异》抄本，抄者是历城张希杰，“铸雪斋”是他的斋名。此抄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全书共十二卷，收目488篇，其中有目无文的14篇，实收作品474篇，较后来的赵氏青柯亭刻本多出49篇，在文字和各篇的篇排次序上，与原稿基本一致，是研究《聊斋志异》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目前保存作品较完整的抄本之一。

　　“花妖狐魅，多具人情”。

　　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聊斋志异》一书的评价，鲁迅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脂评本

　　即《红楼梦》八十回本。在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刊本问世以前，这部长篇小说以八十回本的形式在群众中流传。这种钞本除正文外，大多附有各种形式的批注，有回首总批、眉批、夹注、正文下面的双行批注、回末总批等，批注者的署名以脂砚斋和畸笏叟为多。因此，这种八十回的抄本系统，就简称为“脂评本”或“脂本”。

　　程甲本

　　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第一次以木活字刊印，开始了《红楼梦》的印本时代。印本全题为《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共一百二十回，有程伟元和高鹗序，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程甲本”。

　　雅部和花部

　　清代乾隆年间，北京、扬州等地的封建士大夫因昆腔曲调婉转，文词典雅，而把它称为“雅部”。昆腔以外的地方剧种，如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二簧调等，曲调粗犷、语言通俗，则被称为“花部”或“乱弹”。地方戏不登大雅之堂，被统治者排抑，昆腔则受到钟爱，给予扶持。花部剧种处在附属地位，主要在民间演出，但在乾隆年间，花部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雅部逐渐消歇。

　　弹词

　　明清时期的一种曲艺形式，因用三弦、琵琶等弹拨乐器伴奏而得名。弹词由宋元时的词话发展而来，体制有说、表、弹、唱四部分组成，说白部分为散文，唱词部分基本上是七言韵文。弹词多为长篇，主要说唱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是清代讲唱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流传作品最多的一种。它主要盛行于南方，在语言上有“国音”、“土音”之分，代表作品有《天雨花》、《再生缘》、《珍珠塔》等。

　　鼓词

　　主要流行于北方的一种韵白相间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因用鼓伴奏而得名。说用散体，唱为韵文。其唱词一般为七言和十言句。鼓词的内容丰富，或写金戈铁马的英雄传奇，或写公案故事，或写爱情婚姻题材，甚至还有滑稽讽刺性的调笑作品，更多的则取材于历史演义和根据以往的文学名著进行改编。现存最早的鼓词是明代天启年间刊行的《大唐秦王词话》。明末清初贾凫西作《木皮散人鼓词》，是首次以鼓词命名的文人创作，作品剪裁精当，笔锋犀利，语言诙谐活泼，已是鼓词雅化后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