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感

　　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得益于对红军长征宣传到位，陈云是功臣。靠着民粹主义沃土，不知有多少青年抱着崇高的革命情怀、放弃殷实的家境不远万里来到延安，如丁玲、萧军等。这些有着崇高理想的知识分子日后成为整风运动中的主要受整对象。他们不会想到，理想的帆远抵不过政治斗争的罡风，整风运动让他们如同不知所措的被风吹起羽毛的家禽一般，瑟瑟发抖，左摇右晃，不知何去何从。从开始的倍受欢迎，到像臭狗屎一样被人遗弃，短短6、7年而已。

　　毛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江西苏区作前委书记时，毛的革命血统论便已十分偏激，他认为出身决定革命忠诚度。凡是非农民出身的党员都要进行严密地监视与盘问，肃AB团杀害了上千无辜的革命者。尤其是具有一定知识背景的人，毛认为这些人的革命性是最薄弱的。如果不是反围剿斗争形式的严峻与周恩来的反对，还会有更多的人死于当时的肃反。但这段历史，在后来的党史中被描绘成了毛极力反对邓发等少数左倾派肃AB团运动，挽救了无辜革命人士免遭清洗而作罢：始作俑者成了救亡英雄。多年后才披露的这段史实说明：对媒体的控制与审查早在20年代便开始了。

　　而对普通知识分子的迫害却起于高层之间的争斗。

　　高层的争斗复杂而又凶险，党同伐异，是毛善用的手段。联手张闻天扳倒博古，扶持刘少奇反击张闻天，利用王稼祥获取共产国际信任，策反康生打击王明，一个个“战役”打地漂亮利落，不给“敌人”留任何反击的余地。

　　以对王明的批判为例，一败涂地的王明不但公开检讨自己的“左倾错误”，还讨好地向毛表明：正是毛的正确指导，才拯救自己没有犯更大的错误。这样作践自己不过是为了向毛示弱，表明自己不想当党的领袖的决心。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曾是党内绝对的“理论家”，边缘化之前党内威望极高，最后竟落得在延安大学亲自教“毛泽东思想”，批判自己曾主张的“左倾”错误!不过，毛后来还是把王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人唏嘘不已。

　　书中对毛的性格没有界定，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是历史学家的大忌。高华先生的著作全部来自于国内公开的文献与资料，绝不采集出处不明或事实不清的传闻野史，这正是高华先生令人敬佩的地方。但大量的纪实却勾勒出一个如此清晰的形象。

　　一、毛对曾反对过自己的人非常反感，周恩来因为曾与王明成立中共中央武汉局，与毛所领导的延安苏区政权有分歧，尽管后来周转变态度全力协助毛的工作，但毛一生都与周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上下级关系，时不时旁敲侧击一下，让周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与我们所熟知的形象相差甚远。

　　二、毛的好恶往往是他发动政治斗争原因。他对于党内曾留学于苏联的人士是相当反感的，非常不喜欢那些以共产主义理论家自居的人，认为他们根本就不如自己更懂得战争的目的。对中共中央屈服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尤其不满：保持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毛的底线，哪怕在抗日救国运动的不作为。

　　三、大权旁落也是毛一生都不愿发生的。29年江西苏区的“朱毛”之争，34年与博古的针锋相对，36年后与王明的明争暗斗，无不是围绕着最高权力展开的，其间声东及西、韬光养晦运用的炉火纯青，同时不按常理出牌的招数让对手完全摸不到路数。常胜原因是，对手中大多数人有着较纯洁的革命信念。当发生争执时，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项英或是王明博古都以大局为重，以不损害革命事业为前提，一句话：内部斗争是有底线的。而毛的兴趣只在权力上，任何威胁到其最高军政领导人地位的争执，都会引起其强烈的反击。

　　在书中每读到这些不断反复上演的情节时，我都会感到一阵悲凉：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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