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说“避讳”

　　谈古论今说“避讳”

　　文/袁文良

　　所谓“避讳”，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们说话或作文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不直接表达出该事物，而用别的语句来表述。比如说“死”，从古到今，人们用“亡”、“尽”、 “殁”、“殒”以及“下世”、“辞世”、“谢世”、“逝世”、“去世”、“长眠”、“牺牲”、“捐躯”、“殉国”、“升天”、“做古”、“永别”、“与世长辞”、“停止呼吸”、“心脏停止跳动”等数十种同义的词语来间接表述，而不直接说“死”;另一种避讳，是指人物姓名的避讳，也就是说人们在说话或者写文章的时候，如果遇到应该忌讳的人物的名字时，不能乱用乱写，必须设法避开。孔子在记史的过程中，就明确地提出过，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种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特有的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是当时社会上下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政治学问，不能不遵从的一项政治法规。比如，皇帝的名人人要避，上司的名下属要避，长辈的名晚辈要避。就是朋友之间交往，也要处处留意，还要了解对方祖孙三代的名，免得无意中触犯而引起不快。

　　人物姓氏的避讳，大约起源于周代。到了秦代，这种避讳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到汉代时，由于儒学在封建上层建筑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避讳制度更加完备，避讳范围也更加宽广。而到了唐宋以后，避讳之风更加盛行，达到了顶峰。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时代，一个人从家庭到社会，单要记住各方面的避讳就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由此而引生的一些轶闻趣事，今日读起来也足以让人哑然失笑。

　　汉高祖刘邦，由于避讳“邦”字，不仅在口头说话或书面写作时，该用“邦”时都改用“国”字，就是那些早已定型的文献，也要加以改动。比如，《论语·微子》中有一句“何必去父母之邦”，汉代时如果要用必须改作为“何必去父母之国”。汉高祖的吕后名“雉”，当时人们交谈或起草文书时，凡是遇到“雉”字，一律改用与“雉”同义的“野鸡”代之。

　　自号长乐老的冯道，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有一次，他命一个门客讲《道德经》。谁知，门客却一再回绝，一个劲地摆手说：“讲不得，讲不得，万万讲不得。”原来，《道德经》起首的第一句就是：“道也道，非常道。”这显然连犯冯道的讳，门客怎敢开口呢?冯道明白原因之后，也不觉得笑出了声音。后来每每想起此事，冯道仍觉得好笑。没人时，自己还会笑着念出来：“道也道，非常道。”

　　唐朝初年，中央设有六部，其中有一个部叫“民部”。但是，由于唐太宗名李世民的名字中含有“民”字，为了避讳，便把“民部”改成了“户部”，而且“户部”这一名称一直沿袭了下来。同时，为避“世”讳，人们做文章时便把“世”改为 “代”或“系”，“三世”也就称为“三代”。我国最早的一部记载姓氏源流的著作《世本》，早在战国晚年便已成书，这时也不得不改称为《系本》。

　　宋高宗名叫赵构，为了避讳，不仅“构”字本身不能用，而且凡是与“构”同音乃至只是音近、形似的字，如够、沟、购、毂、垢、勾等50多个字都要避讳，都不能用。当时四川有一个与“构”同音的“勾”姓大家，由于要避讳，不得不把姓改了。可是，由于姓勾的这一个家族太大了，且又散居各地，联系诸多不便，于是在改姓的过程中，只好各行其事。有的加了偏旁，有的在原来的“勾”字上增加或减少笔画，有的只好改变了“勾”的读音。

　　清代大兴文字之狱，其中不少是由避讳引起的。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嗣廷迁任江西考官。他将当时规定的必读书《大学·右传之二章·释新民》中的一句现成话“维民所止”作为考题。这句话原出自《诗经·商颂·玄鸟》篇，是颂扬王者的。谁知竟有人告发说，原句中的“维止”二字，是将“雍正”二字去了头，暗示雍正要被砍头。雍正皇帝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将查嗣廷革职问罪。终致查嗣廷病死狱中后，还戮尸示众。其子也因此而坐牢，家属也被流放。不仅如此，由于查嗣廷是浙江人，因而浙江省也因此受牵连，被下令停止乡会试六年。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也因考题而被送上断头台。这年，胡中藻受命担任考官，他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然而，因试题中有“乾”和“龙”二字，被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被送上断头台，因而被判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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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奇者，为避他人的讳而改掉自己的名字。北齐有个熊安生，去拜见和士开与徐之才，因为和士开的父亲名安，徐之才的父亲名雄。他想，自己的姓名中的“熊”字犯徐的讳，“安”字犯和的讳，于是自称为“触触生”。无独有偶，明末有个湖广巡抚叫宋一鹤，一日去参见总督杨嗣昌，因杨父名鹤，为避讳计，他便在名帖上写上了“宋一鸟”。

　　避讳之俗还经常闹出笑话。南宋钱良臣，讳言其名。教儿子避讳，凡经史中有“良臣”二字，读时都改读为“爹爹”。有一天，他的儿子读《孟子》中的“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时，遂将其改读为“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原为尊敬，反成辱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宋代有个州官田登，讳言“登”字，连同音字也不许提，见“登”的音一律称为“火”，谁要是触犯必将受到重责。元宵节夜晚全城照例张灯，于是大街小巷贴满了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见者无不哑笑。流传的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源出于此。

　　在历史上，不但有因避讳而不说、不写、不做官的，还有不做、不游、不听的。北宋诗人徐积因其父亲名石，便一生不用石器，走路遇到石头也要避开不踩。如果遇到非走不可的石桥，便请人背他过去。同时代的刘温叟，因其父亲名岳，便一生不听音乐，不游高山大岳。南北朝谢凤的儿子谢超宗，有一次去看王僧虔的儿子王慈。当时王慈正在练字，没有立即放下笔。谢超宗对王慈说：“你的字与你父亲的相比，如何?”王慈说：“我的字比之大人，如鸡比之凤。”谢超宗听到“凤”字，犯了父讳，赶忙狠狈逃走。东晋桓温的儿子桓玄，初任太子洗马时，有个叫王大的前来祝贺，桓玄设酒宴饮。王大嫌酒凉不能饮，要求取温热的来。桓玄因犯父讳而流涕呜咽。

　　不过，也有正直的人为了百姓的利益不吃这一套。宋朝有个徐申时任常州知府，讳言其名。属下有个县令申报地方情况，一连三次报告也未见批复，便亲自去见徐申。徐申非常恼怒，责问道：“你身为县令，难道不知道上司的名字吗?”这县令不以为然，反而大声说：“我申报的事，申到府上不理，就申到监司，监司不理，就申到户部，申来申去，非到申死不止!”徐申拿他没办法，只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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