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重点总结（三）

　　第三部分  隋唐五代文学

　　初唐四杰

　　指主要生活和创作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四位著名的诗人，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对诗歌的题材有所扩大，诗风转向刚健清新，对五言律诗的成熟和七言歌行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并且，他们四人都喜好写骈文，有着很好的艺术特色，可以说王勃是电力精工，杨炯是神采飞扬，卢照邻是深沉悲愤，骆宾王是慷慨激昂。

　　沈宋

　　沈佺期和宋之问的并称。他们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活跃于宫廷“文艺沙龙”名盛一时的诗人。沈、宋二人的创作大致以贬谪为界分前后两期，内容与风格变化很大。贬谪前，多奉和应制之作。在遭受贬谪蛮荒打击后。由于生活境遇的变迁，诗歌中有了更为真挚的感情，同时在风格上也显得清新自然。并且，二人在律诗的定性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诗人的近体诗创作提供了规范。

　　上官体

　　以贞观后期出现的重要诗人上官仪的名字而命名的一种诗风。上官体“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主要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他以高度纯熟的技巧，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不过，在当时已经是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是人们模仿取法的新诗体。在唐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文章四友

　　杜审言、李峤、崔融与苏味道的并称，世号“崔李苏杜”。 四人皆进士及第，诗歌内容上为宫廷诗风的延续，但在诗律和诗艺上为律诗的定型做出了很大贡献。李、苏、崔均致高位，杜审言由于仕途不畅，诗作富有真情实感，成就最高。李峤的咏物诗在当时影响较大。

　　吴中四士

　　盛唐前期四位著名的诗人，即贺知章、张旭、包融和张若虚。因为他们四人都生活在吴越（江苏、浙江）一带，故称“吴中四士”。他们“风流清高，狂放不羁”，对于当时的礼法，皆不在意，生活上比较狂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贺知章。

　　山水田园诗派

　　产生在盛唐时期的以孟浩然、王维等人为代表的，以描绘山水风光和表现田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流派。由于唐代取士较为重视声名，一部分直接求仕困难的知识分子往往由隐而仕，走所谓的“终南捷径”。他们在隐居生活中，常常临水登山抒怀寄傲，游园写景乐隐怡闲。又加之唐初佛道盛行，文人们或隐遁山水虔诚向佛，或游历山川求仙访道，有更多机会接触自然，因而在盛唐时代产生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篇，并形成一个影响很大的山水田园诗派。代表诗人除了王、孟，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

　　边塞诗派

　　盛唐时的诗歌流派。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其他如王之涣、王翰、崔颢、刘湾、张谓等也较著名。这些诗人大都有边塞生活体验，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他们不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采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了请缨投笔的豪情壮志以及征人离妇的思想感情。对战争的态度，有歌颂、有批评，也有诅咒和谴责，思想上往往达到一定深度。其诗作情辞慷慨、气氛浓郁 、意境雄浑 ，多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杰出作品如高适《燕歌行》、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另外，中唐卢纶、李益也有些格调苍凉的边塞绝句。

　　三吏三别

　　指杜甫的六首诗歌。杜甫在洛阳至华州的途中亲眼目睹官府强行拉夫的残暴景象，以及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写下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六首诗，简称“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既揭露官府的残暴和人民的痛苦，又忍痛劝勉人民积极参加唐王朝救亡图存的战争。字里行间有着深刻而强烈的情感，艺术感染力极强。

　　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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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对于杜甫诗歌的一种评价。因为杜甫用他的诗，记录了当时社会的许多重要的事件，比如战争，以及老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可以说是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他以广阔的视野频繁地写时事，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补史之不足。故有这样的评价。

　　大历诗风

　　指从代宗大历至德宗贞元（766—805）三、四十年间诗坛的的创作风貌。主要诗人有两个群体，一为长期在江南担任地方官的诗人如刘长卿、韦应物等，另一群体为活跃于两京的“大历十才子”。这一时期的诗人保留着对盛唐时代的美好记忆，又都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战乱所带来的州县残破，民生凋弊的悲惨情景，因而诗歌出现一种从盛唐到中唐的过渡面貌。一方面，他们在诗歌的美学风貌上还残留了一点盛唐情韵，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巨变又使他们缺乏了盛唐诗人的那种元气浑厚的内在骨力而呈现气骨顿衰的特点，诗歌情感与风貌上表现为落寞、萧瑟等，在意象选择上也多表现为清冷、荒寒, 逐渐显露出中唐面目。

　　大历十才子

　　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十才子”主要生活于“安史之乱”平定后社会相对安定的一段时期，以聚集两京进行唱和活动而著称，主要创作倾向和诗风的相近，主要写唱和应酬、日常生活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其中以钱起成就最高，与刘长卿并称“钱刘”。

　　五言长城

　　刘长卿长于五言诗，其五言诗占到全部五百余首诗作的十分之七，曾自许为“五言长城”(见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其中五律成就最高。他早年喜写篇幅较长的叙事性的五古五排，但意脉似不甚连贯。后期以较短的五古和五律、五绝写离别与山水景物，颇多意象省净而极富意味的优秀之作。

　　新乐府运动

　　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其基本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等人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喻作用，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病；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真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理论一反大历以后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的优良的诗歌传统，具有进步的意义。

　　张王乐府

　　“张，王”指的是张籍、王建。他们交谊深厚，又都擅长短篇七言乐府歌行，所以人们合称“张王乐府”。所作七言歌行，或继《诗》、汉魏乐府传统拟作古乐府；或承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乐府传统创作新乐府。用通俗凝炼的语言，多变的韵律，比兴、白描、对比、心理刻划等手法，指责时弊，同情民生，倾向鲜明，感情凝重。这些以明白晓畅语言写成的乐府歌行，替元白为代表的“浅切”诗派增添了不少光辉。

　　元白诗派

　　所谓元白诗派，是指中唐元和时期活跃于诗坛，以元稹、白居易为首，包括张籍、王建、李绅等在内的一个诗歌创作群体。这一派诗人的创作，继承了盛唐杜甫以及中唐早期元结、顾况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诗歌内容上，他们打起哀时济世的旗帜，着力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各种弊端，表现人民生活的疾苦，力求用诗歌干预社会现实，因而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艺术上，他们力求平易、通俗、浅显，形成了尚实、尚俗的美学特征。这一诗派的创作在当时与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孟诗派

　　以韩愈为领袖，但此派尚奇求怪的趋向，最早也先在年龄长于韩愈的孟郊诗歌中出现。约于贞元八年孟郊赴京应举，始与韩愈交往。孟郊诗歌创作中的一些倾向，对韩愈已产生了一些影响。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韩愈、孟郊先后在汴州、徐州相会，相与游从者还有李翱、张籍。此时韩愈诗歌创作上开始出现了追求险怪的倾向。元和元年至六年，韩愈先后任职于长安、洛阳，韩孟诗派的其他诗人卢仝、马异、刘叉、贾岛、皇甫湜等相继会聚，年轻的诗人李贺也与韩愈等交游，至是，这一诗派的诗人已全部会齐。在他们的相聚会合中，通过赠答唱和，逐渐形成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大致相近的艺术追求与相似的艺术趣味，也使这一流派成为当时诗坛上具有独具特色的创作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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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寒岛瘦

　　指唐朝著名的两位诗人孟郊和贾岛，即孟郊，清冷苦涩的意象。贾岛，奇僻瘦硬的风格。二人以苦吟著称，因其平生遭际大体相当，诗风相似，被后世并称为“郊寒岛瘦”。该语出自宋?苏轼《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宋?苏轼《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小李杜

　　“小李杜”指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杜牧。清吴锡麒《杜樊川集注序》：“义山、牧之，世亦以‘李杜’并称。”为了和盛唐李杜相区别，人们习惯地称李白、杜甫为大“李杜”，称李商隐、杜牧为小“李杜”。《新唐书。杜牧传》说：“牧于诗，情致豪放，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小李杜并称，主要因为他们当时的诗名大致相当，其实二者诗歌风格并不一致。

　　晚唐苦吟诗人

　　在晚唐社会与文学的大背景下，有相当一部分诗人，以苦吟的态度作着“清新奇僻”的诗，代表人物是贾岛和姚合。他们的诗歌内容狭窄,大多不出个人生活的小范围，较少反映社会问题。在创作态度的共同表现是苦吟，代表晚唐一种最普遍的创作风尚，追随者很多。

　　皮陆

　　晚唐作家皮日休、陆龟蒙的并称。他们时相唱和，诗作数量很多，合编为《松陵集》。皮日休曾有《正乐府十篇》等诗，受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影响，陆龟蒙也有少量关心民生之作如《杂讽九首》、《村夜二篇》，他们思想倾向略同。但松陵唱和诗，却往往追求险怪，纤巧冷僻，有长达500字、1000字的长篇，拼凑对偶，以多为贵。诗论家指出，这是“以笔墨相娱乐”（赵执信《谈龙录》）的倾向，甚至有“皮、陆如吃蒙汗药，瞢腾而作呓语”（黄子云《野鸿诗的》）的讥评。他们还有一些名为“吴体”的拗律，造语诘屈，用意也在于消闲遣闷。

　　永州八记。

　　是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期间所写的一组山水游记，著名的有《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石渠记》《石涧记》等，作者借这些荒芜的山水来寄托自己远贬南荒时的复杂心情，意境清新，语言清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组著名的散文。

　　香奁体

　　中国唐代韩偓《香奁集》所代表的一种诗风。一名艳体。这类作品多写男女之情和妇女的服饰容态，风格绮丽纤巧。它渊源于六朝宫体，而描写范围则从宫廷贵族扩大到一般士大夫的恋情、狭邪生活，对后世诗歌有一定影响。

　　诗圣、诗仙

　　我国唐代，产生了一批古代诗歌的巨匠，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他们分别被人们誉为“诗仙”、“诗圣”。

　　李白的诗歌雄奇豪放，想象丰富，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李白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构成其诗歌特有的瑰丽的色彩。他是独具个性特色和浪漫色彩的诗人，因而被后人称为“诗仙”。

　　杜甫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的政治腐败。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善于运用各种诗歌的形式，尤其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有很高的表达能力。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

　　三十六体。

　　李商隐、段成式、温庭筠的诗歌由于风格相近，且都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李、温、段都善写爱情诗，段成式有《红楼集》，也属于艳本，今已失传。温庭筠的爱情诗词还保留下来不少，但是爱情诗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李商隐。所以”三十六体“的代表人物，应是李商隐。

　　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旗帜下，对六朝骈文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它的内容革新是与唐代政治改革的要求相适应。古文运动兆端于武后新政期的陈子昂，酝酿于安史之乱后的元结、萧颍是、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形成高潮于永贞改革前后和元和中兴之际的韩柳。儒学是古文运动的基础。古文运动的倡导，参与者，如李华、萧颖士、梁肃、柳冕、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是这一变化的推动者，他们和中唐的儒学者陆质、啖助、赵匡一起，反对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批评明经以章句为学，要求务通经典大义，行经术之道。欲振儒学以兴唐。唐代散文除继承和借鉴前人散文创作的成就外，还广泛从其它文学体裁的创作中汲取滋养。尤以诗歌、传奇、骈文的影响为大。古文运动在贞元元和间形成高潮前，有一个渐进的酝酿过程，其间的振臂倡导者，除武后朝的陈子昂外，中唐前期先后有元结、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萧、柳冕、权德舆等。而古文运动的主将则是韩愈和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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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传奇

　　传奇，顾名思义是传述奇事奇遇之义。但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义界不清而使用混乱，却亦不外乎用以称呼小说及以此为题材的戏曲。唐传奇是后人对唐人所创作的文言小说的称谓，它代表了唐代小说的发展水平。“传奇”这一名称的来源，可能与晚唐时裴鉶所作的小说集《传奇》有关，后来人们即用“传奇”这一名称来作为这一类小说的通称。

　　花间词

　　五代后蜀时，卫尉少卿赵崇祚将晚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编为《花间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派因此得名。其核心内容不脱冶游宴乐、男女私情，风格绮艳婉丽，对宋词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温韦

　　晚唐诗人温庭筠、韦庄的并称。温是花间词派的“鼻祖”，韦是花间词派成就最大的词人。二人词作都以描写闺情为主，题材狭窄，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却都深为婉约。清陈延焯《白雨斋词话》卷八：“温韦创古者也。”指他们是初期词坛的开拓者。温词浓艳香软,韦词清丽疏淡；韦词比温词感情真挚，语言清朗。近人王国维以“画屏金鹧鸪”来形容其词风，可谓精准。

　　变文

　　变文是指在敦煌发现的唐代俗讲僧和民间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变文的得名与佛家所谓变相有关。用绘画表现的佛教故事叫变相，用文字表现的佛教故事叫变文。

　　1、唐诗繁荣的原因分析。

　　（1）社会因素。

　　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

　　（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

　　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

　　（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

　　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

　　（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

　　（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

　　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

　　2、初唐诗歌发展演变的线索是什么？

　　初唐诗歌是唐代诗歌走向兴盛的准备阶段。初唐大致是指从唐初到唐玄宗先天时期（618-712）。初唐前期诗歌受南朝齐梁诗风的影响较大。贞观时期聚集在唐太宗周围的宫廷诗人虞世南、李百药等，他们的创作日趋宫廷化、贵族化，多是奉和应制之作，琢磨技巧，雕饰辞藻，齐梁积习犹存。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成为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典范。初唐后期诗歌虽没有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但出现了新的转机。“四杰”的创作开创了不同于宫廷诗人的新诗风，在内容题材、审美追求和风格上都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文章四友”、“沈宋”虽也都是宫廷诗人，但对律诗的定型和成熟作出了贡献。陈子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转变唐代诗风的重要人物，他力反齐梁诗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和风雅的兴寄传统，并且实践了这个主张。总而言之，初唐诗歌显示了过渡和创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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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就是分为三个阶段：（1）贞观君臣和王绩；（2）上官仪和初唐四杰；（3）文章四友、沈宋、中宗和陈子昂。前者都是宫廷诗歌的代表，后者则代表了一种新的诗风。）

　　3、论述陈子昂对唐诗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最能体现陈子昂诗歌创作的个性风采，这正是唐诗风骨，也是他倡导的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新内容。

　　①提倡风骨和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反对没有风骨、兴寄的作品。

　　②提出了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审美理想，即创造了一种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和词的采美相结合的健康文学。

　　③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影响了唐代，他对风骨的追求，提出的诗美理想，对于唐诗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被后来唐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盛唐诗歌的繁荣所证实，成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序曲。

　　4、试论初唐四杰在诗史上的贡献。

　　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前承汉魏后启盛唐的历史作用，代表了当时诗风变革的方向。

　　（1）、努力开拓诗歌的境界，题才内容突破了宫体，“由宫廷走到了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闻一多《唐诗杂论 四杰》）。譬如说，五言律在宫廷诗人手里，多用于酬唱和咏物，而到了“四杰”的时代，则成为他们言志抒怀，写景抒情，伤怀赠别的抒情手段。

　　（2）、重视抒怀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追求一种壮大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气量。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气扬，较早的开启了新的诗风。 “四杰”的五言律诗，也显示出一种非常自负的豪杰之气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羁旅送别诗和边塞诗中。“四杰”的送别诗，于送别之外有一种昂扬的报复和气慨。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临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诗写送别友人，但一反传统送别诗所表现黯然消魂的情绪，加然意识到羁旅的苦辛和离别的孤独，但表现的却只有真挚的友情和共勉，心境明朗，境界开阔，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慨。特别是颈联，饱含友谊，蕴涵哲理，为一篇之警策，千古之名句。

　　（3）、“四杰”的诗歌创作，使五言律渐趋成熟并初步定型，七言歌行（七古）更为完美。王、杨专攻五律，他们的作品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卢、骆长于歌行，他们的优秀作品，不仅实现了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走到了市井的转变，而且表现出壮大的气势和力量。

　　5、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

　　诗情、画意、琴音与禅趣的高度结合，使王维山水田园诗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奠定了他在唐代诗歌史的宗师地位。

　　（1）诗情。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意境创造。山水诗在谢灵运的笔下，往往追求形似，写景繁富，而情与景两者则是割裂的。陶渊明的田园诗则以写意为主，并不着力于景物的刻画。王维则不同，他吸收了两家之长，把写景与抒情密切结合，熔抒情与写景于一炉，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从而创造了一种玲珑剔透、不可凑泊的意境。

　　（2）画意。绘画技法的运用与诗歌的画意的体现。苏轼曾评王维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其表现有三：一是把绘画的构图手法运用于诗歌中。二是善于表现景物之间的层次感，三是善于给画面设色敷彩。

　　（3）琴音。注重音响处理，使诗歌具有音乐美。王维不仅是诗人、画家，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家，因此，他对声音的感觉敏锐而且精细。他善于捕捉一般人难以察觉的大自然的音响、声音，在诗中形成有声有色的胜境。

　　（4）禅趣。诗境与禅境的合一。王维善于把佛教禅宗所追求的静寂之境转化为诗歌境界，正由于此，王维富于禅理的诗歌，不是枯燥的佛教教义的宣传，而是借助于艺术形象，充满了生机与趣味。王维这类诗歌主要表现为对静寂独处之乐的追求，尤以他的《辋川集》二十首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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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异同。

　　（1）从内容上看，他们在描写山水田园的同时，都能反映各自的其它生活内容。但比较而言，王诗题材更为广阔，孟诗则更为集中。与王维相比，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

　　（2）从写景角度上看，孟诗往往以流走的笔调，写动态的山水，表现诗人或飘逸闲畅、或郁勃不平的心态。王诗是在静态中观察景物，弥漫着幽冷寂灭的心绪 。

　　（3）从意境上看，王孟都注重寓主观于客观，形成和谐的美感，但王诗意境高远而孟诗意境浑成。

　　（4）从语言上看，王诗秀润精工，孟诗古朴平淡。

　　7、高适、岑参边塞诗的异同。

　　一是风格上高适诗雄浑悲壮，而岑诗则雄奇壮丽。

　　二是写法上高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而岑诗则长于写景,多寓情于景。高适多关注边塞的弊病与问题所在，并做出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而岑诗则着重对边塞自然风光的奇异之景作出描绘，并从中体现作者豪迈乐观的思想感情，

　　三是高诗浑朴质实，多采用写实手法，可称之现实主义。岑诗则瑰奇峭拔，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四是在接受文学遗产方面，高诗直追汉魏，岑诗则吸收融汇了六朝诗歌的成就。

　　8、李白诗的艺术个性。

　　（1）主观的色彩。

　　李白以他的壮丽诗篇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慷慨自负，不拘常调”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其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既使写景，他的诗也多染上诗人强烈的感情，具有浓厚的自我表现的色彩，如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等等

　　（2）想象的奇特。

　　与浓郁的主观色彩相适应，李白诗中的想象可谓思飘云外，来去无迹。运用想象的彩笔，点化景物，渲染意境，是李白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其表现有三：一是善于把神奇的想象与感情的渲泻结合起来，如《蜀道难》。二是奇思遐想与自然天真相结合，如《古朗月行》 。三是想象与比兴象征和拟人夸张等手法的结合。

　　（3）意象的设置。

　　李白诗既颇多气吞山何的壮美意象，又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李白诗中的意象随意感情的跌荡起伏，往往具有跳跃性

　　（4）语言的特色。

　　在语言上，李白诗冲口而出，不假雕饰，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有自然浑成的天然美特色。 李白之所以能达到这种语方的境界，是和他积极学习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分不开的。

　　9、李白乐府歌行创作的主要成就。

　　乐府歌行最能体现李白诗的艺术特色。这些体裁气魄宏大、形式自由的特点适宜于表现李白复杂而矛盾的思想和汪洋恣肆的感情。

　　李白乐府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有：

　　（1）李白的乐府大量沿用古题，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皆能曲尽拟古之妙。

　　一方面是借古题写现事，缘事而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上之回》、《丁都护歌》、《出自蓟北门行》、《侠客行》等。

　　另一方面，则是用古题写己怀，因旧题乐府蕴含的主题和曲名本事在某一点引发了诗人的感触和联想，以此来抒写自己的情怀，体现了乐府的“歌行化”，这是李白乐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如《蜀道难》、《将进酒》等

　　（2）散文化句式与楚辞句式的结合使用。

　　李白集中有一部分从乐府脱胎而来的歌行，一般以“歌”、“行”、“吟”、“谣”等为题。尽管李白对乐府的革新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受乐府旧题的限制，未能尽其才情。与乐府相比，歌行的内容与形式更为自由，更有利用于抒发李白的个人感情，因而成就比乐府更高。

　　李白歌行的特征：一是抒情与叙事相结合,李白的歌行是他传奇人生的总纪录。二是感情激荡起伏，笔法吞吐多变，结构纵横开阖，纵笔挥洒，淋漓酣畅，充分体现了李白抒情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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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杜甫律诗创作的主要成就。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

　　杜甫律诗的又一成就，在于他炼字炼句上的成功。他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而他自己在创作中确实是这样做的。

　　11、杜甫生平经历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注意结合作品）

　　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忧伤和痛苦中度过的。由于他的忧伤和痛苦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他的诗中，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由极盛转向大衰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种种社会现象，而被称为“诗史”。

　　“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这是杜甫有别于其他许多中国古代诗人的地方。”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著，是杜甫的一个显著的性格特征。

　　杜甫出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1、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年（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年，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2、 天宝五年至十四年，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但均无结果。直到天宝十四年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小小的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困顿和生活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

　　3、肃宗至德元年（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759年，对政治感到失望的杜甫辞官，于年底到达成都。

　　4、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生活，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至岳阳的船上，年58岁。

　　（结合每个时期的作品，具体分析一下吧。）

　　12、谈谈白居易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反映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策林》（六十八、六十九）、《寄唐生》等诗文中。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诗歌必须与社会生活、现实政治密切结合，起到“补察时政，泻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2）、讽喻美刺的创作要求。他说：“作诗意何如，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认为：“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

　　（3）、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以果树为喻，指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义是内容，言、声是形式。内容是第一位的，是根本。所以他强调“系于意，不系于文。”“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在诗歌的形式上，他提出创造能充分发挥诗歌效能的相宜的形式，不墨守陈规，他要求乐府诗“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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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谈谈白居易讽谕诗的主要成就。

　　白居易的讽喻诗继承了乐府诗和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依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加以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自的特色：

　　（1）有意识地采集事实，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反映各种社会问题，时政弊端，创作目的明确。

　　（2）反映问题的基本方式，是选取有代表性的事实加以艺术创造，使之典型化。

　　（3）一方面事事都有现实的针对性；一方面言直而切，既有锋芒、又能击中要害。

　　（4）按事物本真的面貌给以形象的具体的描绘，情景真切。为了突出主旨，常在叙事中加以议论，采用鲜明的对比。

　　（5）语言通俗、朴实直露。

　　14、韩孟诗派诗歌创作的主要特点。

　　①“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韩孟诗派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既强调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又重视诗歌的抒情功能；其次是“笔补造化”说，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

　　②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崇尚雄奇怪异之美，既是韩愈、孟郊的诗歌理论主张，又在创作中努力实践它。形成韩孟诗派奇崛险怪的风格。

　　韩孟诗派的一套诗歌创作理论，突破了过去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视诗歌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15、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

　　一是主观化倾向。他总是把自己的灵魂赋于所咏的风景、事物或历史人物，使对象带上强烈的象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和作者融为一体，甚至成为作者的化身。为了表现复杂矛盾甚至怅惘莫名的情绪，他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象，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又进而形成诗境的多义性。

　　二是他的诗表现出很浓的感伤倾向，可以说感伤色调是贯穿他诗歌的主旋律。且常把忧伤的情绪以艳丽精致的语言表达出来，铸成

　　三是善用典故，对仗精工，语言清丽。典故的运用，可以丰富诗歌的内涵，使诗歌的包蕴更丰富、更耐人寻味，并能深化诗歌的主题。李商隐的用典是非常突出的，也是非常精当的。他诗歌“沉博艳丽”、“包蕴密致”的特点的形成，即与此有关。但他的用典过多，有时也造成了诗意的晦涩难懂。所以金人元好问曾慨叹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年华。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16、李商隐无题诗的艺术特点。

　　音调和谐婉转；对仗工整；遣词用字都十分讲究、谨严，经过千锤百炼；用华丽的词藻构成生动优美的形象，表达深刻而真挚的感情。由于这些特点，他的《无题》诗成为经得起反复吟咏的优美的抒情诗。例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表达爱情坚贞不渝的句子，可以说成为千古绝唱。但是，虽然他的诗句中浸透了对爱情、对幸福和自由的向往，但是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缺乏打碎封建枷锁的决心和勇气，所以在作品中有时流露出悲观消极的态度和虚无的思想，例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说明。至于“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等句则把追求爱情的期望和幻想交织在一起，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和虚无主义是有区别的。

　　无题诗的特点：

　　（1）感情深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P429）

　　（2）富丽精工（辞藻艳丽）。（P436）

　　（3）善于用典。《锦瑟》。（P433）

　　（4）意象朦胧（多义性）。《锦瑟》。（P431）

　　17、试比较王昌龄和李白七言绝句的创作。

　　（请根据王昌龄和李白七言绝句的特点总结！）

　　王昌龄七言绝句的特点：

　　盛唐诗人王昌龄是专攻七绝的高手，他的七绝有清刚之美。

　　（1）格调多样化，或高昂开朗，或低迷凄婉，或雄浑跌宕，或爽丽自然，总有一种清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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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诗歌中的情景交融。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用“冰心在玉壶”自喻高洁，意蕴含蓄而风调清刚。

　　（3）心理描写也非常出色。如《采莲曲二首》“乱如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4）创作了以相关连的多首七绝咏边事的连章组诗，即著名的《从军行七首》。

　　李白绝句的特点：

　　（1）在意境上，五言七言俱佳，既含蓄蕴籍，又自然天成。尤其七言绝句与王昌龄齐名，双峰并峙而各具特色。

　　（2）在风格上，清新明快而又飘逸潇洒。

　　（3）在写法上，以古入律，融入乐府歌行开合随意而又一气贯注的手法。

　　18、试比较温庭筠和韦庄词风的不同。

　　温韦同处花间时代，故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必有相同之处：内容重闺情，风格香艳。

　　而温、韦二人词的风格中不同的，简单地说，温词香软秾艳，韦词疏朗清淡。

　　温庭筠的词常以静态的描绘代替抒情，尤着力于细部的重彩描绘，富有装饰性，而且善于用暗示的手法，意象的衔接是跳跃性的，需要用想象补充，造成含蓄的效果。在开创“词境”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他可以视作是由诗变词的开创性人物。他的大部分词注重文辞声律的华美精工，其艳丽处有如晚唐诗风，然亦有绝佳而不为词藻所累的近于自然之作。再如《更漏子》、《梦江南》用少藻饰、多白描的语句写离情别恨，无名的愁闷，似无可奈何的轻喟，词境缠绵悱恻，凄丽而有情致，颇有民间曲子词的风味。此种无心寄托而悲愁深隐的作品，对后世词的发展有更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韦庄以词名世，但他的词写得疏朗、显直，主导风格与温庭筠是不相同的。如果说温庭筠开创词为艳科的传统，注重藻饰，以浓艳见长；那么，韦庄则是对民间抒情给以艺术的加工和提高，多兴会酣畅之作，以疏淡为美。他写词以抒情为主，深入浅出，心曲毕露，故不着力于藻饰，唯将一丝一缕之深情真切地写出。《思帝乡》写的是常见的情爱题材，但长于勾勒，直接描述人物的心理感受，笔调放秀美，开启了用词直抒情怀的风气。

　　韦庄和温庭筠各有所长，各自开辟了一种新的词风，反映了词由仅供歌儿舞女演唱的“伶工之词”，到抒情写怀的“士大夫之词”的渐变过程。温庭筠词中触目皆见精丽字面和绮丽意象的结合，以及香软词境，对于词在晚唐五代迅速兴起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韦庄相对淡漠词体佐欢酬宾的实用功能，直接抒写情怀意绪，开启了文人词自抒情情的传统，成为南唐词的先导。

　　19、试论李煜词的创作成就。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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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简述唐五代词发展演变的线索。

　　（1）敦煌曲子词：民间词阶段，是词的草创、滥觞。

　　这一时期发现的词作，早至盛唐，是民间文人所作，多无明确的作者。特征是：内容上比较广泛，有爱国、边塞、农村、商人、书生、渔父等各种内容，但是多一半还是艳情词，由此可谓预示了词的发展方向；艺术上，尽管有民间文学的特征，语言通俗、清新，表情直率，多用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但是词无定句，是其不成型的的表现，并且还句无定字，字无定声，且好用方言、俚语，押韵也不固定，喜欢咏调名。

　　（2）中唐文人词：词的尝试摸索阶段。

　　盛唐时，也有文人留下少量的词作。到了中唐，以谱填词的文人更多了。刘禹锡第一次明确记载了自己按拍填词。刘长卿、韦应物等人作的词，词调短小，在语言上沿用诗歌，让我们看到了由诗入词的痕迹，他们的创作在内容上还是比较广泛的，有描写边塞生活的，不过，词的转向已经产生，并且词的创作有由北向南转的趋势。这一阶段，是词由民间向文人创作的过渡阶段。

　　（3）晚唐五代文人词阶段：①花间派词，代表人物是西蜀君臣词；②南唐君臣词，包括李璟、李煜、冯延巳。

　　晚唐五代词，是词的定型，标志着词的成熟。这一时期，大量的艳情作品出现，是“词为艳科”的形成阶段。中国人爱情意识的第三次大爆发，词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花间派的《花间集》是第一部文人词作总集，奠定了千古词章的正宗风格：香而软，充满了富贵气、脂粉气。南唐君臣词较西蜀君臣词则更为文雅，词由伶工之词变为了士大夫之词，包含了文人士大夫忧郁的意识。

　　21、试论韩柳散文的艺术成就。

　　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

　　（1）气势充沛，豪逸奔放。苏洵称其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

　　（2）曲折多姿，变幻莫测。即使短篇文章，韩愈也写得波澜起伏，曲折有致，如《送董邵南序》

　　（3）论事析理，雄辩明快。韩愈的论辩性文字多有《孟子》之风，如《论佛骨表》《争臣论》等。

　　（4）修辞造语，巧妙灵活。韩愈散文语言融会古今，富于独创性。他提倡“陈言务去”，但也不否定语言的继承性，而是反对陈陈相因的陈词滥调。

　　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

　　（1）思想深刻，立意新奇。柳宗元具有进步的唯物史观，为文敢破传统，独立不惑，论证古今，学究天人。这一特点主要见于其论说杂文中。

　　（2）嬉笑怒骂，愤世嫉俗。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讽喻杂文中。

　　（3）雄深雅健，简明峻洁。柳文传人叙事写景状物，雄深雅健，简明峻洁，类西汉文。

　　（4）杂文游记，尤擅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