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100年

　　从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到今天，中国话剧走过了100年的历程。在近百年的艺术实践中，话剧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由启蒙到娱乐，由非营业到商业化，在跌宕起伏中走了一个世纪。它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它在挫折中锤炼，在嬗变中适应，在探索中发展。

　　话剧百年进程中，涌现过很多优秀的戏剧运动领导者、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人员，他们共同创造的不朽的话剧艺术成果，已经构成了百年话剧史的不朽篇章，并为今后的话剧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经验。话剧舞台曾无比绚烂，2007年，恰逢百年纪念，这也许是一个契机，希望中国话剧从这年开始，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辉煌。

　　●中国话剧起源：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

　　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或屈从于外交礼仪，或出于好奇，观看了他们称为“西剧”的演出。但他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西洋“戏馆”建筑之华美，惊异西方“优伶”地位之高贵，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并没有将这种“西剧”引进中国。直到1866年，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剧院，定期演出业余剧团ADC编演的戏剧，“西剧”或所谓“戏剧”才第一次在中国本土演出。

　　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借助戏曲故事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戏，它“既无唱工，又无做工”，形式上已颇为接近后来的“话剧”。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被看作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春柳社”推崇日本“新派”，即新剧，以研究和仿效新派演剧为己任。《茶花女》的成功演出，获得了东京中外人士的称赞。

　　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主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也加入“春柳社”。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不久，“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舞台上演了改编自美国作家斯托夫人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同名五幕新剧，并公开发表《开丁未演艺大会的趣意》一文，写道：“演艺之事，关系于文明至巨。”字里行间，他们的舞台理想表露无遗。可见，中国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而是当时的有志之士在探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试图从西方戏剧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之药方。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黑奴吁天录》当时演出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为特点，接近于生活的舞台设计、服装和化妆，都预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演剧形态的确立，这一形态在当时被称为“新剧”。

　　中国话剧诞生后，早期曾有多个名称，如“新戏”、“新剧”、“文明新戏”、“文明戏”等。1928年4月，在上海戏剧同仁的一次聚会上，洪深提议，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以统一有关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和崭新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洪深解释说，“话剧是用那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洪深的提议得到了欧阳予倩、田汉等人的一致赞同，从此，这种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有了自己的新的固定的命名，“话剧”名称一直被沿用至今。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历史饱经忧患，令人神情黯然的时代。但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话剧转向了现实主义，一扫既往浪漫、感伤的基调，转向悲愤、抗争，主动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国家的重任，开始走向成熟。

　　1934年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三期上，曹禺发表了他的四幕话剧《雷雨》。《雷雨》甫一出世便轰动了整个剧坛，后来成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1936年12月19日，《赛金花》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夏衍编剧，洪深、欧阳予倩、应云卫、史东山、司徒慧敏、尤竞（于伶）、孙师毅、凌鹤8人共同导演，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殿堂级人物。1937年，夏衍创作了多幕剧《上海屋檐下》。剧本通过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反映中国人的心理特征，透视出文化背景，传达出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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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人才辈出的同时，话剧也进入了一个大普及的时代。1938年10月，在重庆举行了第一届戏剧节。25个演剧队到街头、镇上演出，连续7个晚上公演抗敌戏剧，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而当时的中国，几十个民间职业剧团，几十个官办的专业演剧队和遍布士农工商各界的无数业余剧社，以各种剧目的连演、轮演、旅行公演、小剧场公演、义演等形式，吸引了无数的观众，使话剧成了一项职业化程度最高，参与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现代艺术形式。有人描述当时上海的情形是“剧院林立，观众云涌，一二个好剧本上演，风魔万人，持久不衰”。

　　1943年1月，怒吼剧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安魂曲》，陶行知看后激动万分，即派人回育才学校撞钟集合学生，连夜从北碚草街子步行百余里进城观赏最后一场演出。而育才学校话剧组的演艺水平亦不亚于专业剧团。话剧的影响和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打响后，戏剧家们以戏剧为武器，开展抗日救国的演剧运动。田汉、夏衍、洪深、陈白尘、于伶等在空前伟大的救亡运动中，同仇敌忾，表现出色——“国防戏剧”发挥了唤醒民众，鼓舞斗志，团结御敌的作用。

　　当时还产生了“红色戏剧”，这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群众性戏剧活动，每逢节假日都举行话剧演出，还经常到乡间巡回演出。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东北，在部分地区组建文工团。他们每到一处，都边演出文艺节目，边做群众工作。《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等话剧在当时的民众中间反响很强烈。 本文来自风云网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话剧的探索和实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等一大批话剧的创作问世，我国话剧创作又出现了一次高峰。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如《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激流勇进》、《南海长城》等。这些剧作标志着新中国话剧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巅峰，话剧已成为全国的一大剧种。

　　但是，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使中国话剧走入了从未有过的衰败期。时间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刚获新生的中国话剧再次遭遇“寒冬”。由于中国电视的大普及、其他的娱乐媒介的兴起、当代观众观赏趣味的多样化等因素，使得话剧于陡然间陷于危机之中，话剧观众大量流失。

　　此后，中国话剧在创作演出中开始了多方位的探索。在《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报春花》等剧作之后，出现了“探索剧”创作演出的热潮，从而拉开了新时期中国话剧革新与振兴的帷幕。1986年以后，多方位探索已出现分股合流的趋势。戏剧理论研究与戏剧批评也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

　　同时，话剧舞台也在危机中奋起革新，掀起探索剧和实验剧的热潮。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兴盛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小剧场运动”，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都可看作为新时期中国话剧革新与振兴的排头兵。在这样的实验中，出现了如《绝对信号》、《潘金莲》、《野人》、《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等最有代表性的剧作。

　　上世纪90年代末，小剧场运动方兴未艾，一批年轻的导演和演员为之倾心投入，殚精竭虑——《思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坏话一条街》等剧目频频上演。专家誉之为“小剧场话剧在撑起中国话剧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