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是商业时代最基本的逻辑

    在追寻人类文明进步的脉络时，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先生的研究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我很快发现，我们伟大的中华帝国被西方赶超而走向没落的真实原因，是始于探索时代的竞争。这，对于我们开展探究商业贵族DNA，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昙花一现的商业火花

    从1405年起，郑和下西洋的舰队，连续完成了7次伟大的航行壮举。他们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向北航行，抵达佛得角群岛，穿越大西洋，继续远航，达到火地岛和澳大利亚海岸，直至格陵兰岛，最后沿西伯利亚海岸，途经白令海峡返回中国。其行程之远、范围之广，令人惊叹。那些远洋的“宝船”长达120多米，是哥伦布于1492年穿越大西洋所乘的圣玛利亚号大小的5倍。它们装备着多个桅杆和各自隔离的防破裂下沉技术的浮力舱。其船只规模远远超过15世纪欧洲正在建造的任何东西。而船员总数更是高达28000人，超越了“—战”爆发前欧洲的任何舰队。

    在最后一次远航之前，郑和受命“执行帝国使命，率领各类不同大小、总计61艘船只，前往霍尔木兹等国家，带去彩色的丝织品等并买回麻织品。他的下属也被授意购买瓷器、铁制大锅炉、礼物和军火、纸、油、石蜡等”。这应该算是一种不自觉的、理性的商业态度。

    不管怎么说，郑和远洋的壮举，作为一个“完美帝国”的象征，足已展示了中国明朝所达到财富实力和高科技水准。

    然而，这种优势格局随着永乐皇帝的驾崩，很快便开始消失。永乐皇帝的继承人不但取消了远洋探索事业，还专门颁布海禁法令禁止远洋航行。郑和远航的记载也全部被销毁。中华民族从此变成了一个固守国内的中庸之国。到了17世纪中期，中国前进的车轮彻底脱落了。

    “先下手为强”的哲学

    在郑和登陆非洲摩加迪沙整整82年后，当达伽马和他的葡萄牙水手们也来到这里时，却立即发现了摩加迪沙作为贸易前哨的潜力。

    葡萄牙人对于商贸活动的渴望，所表现出的残忍和野蛮的表现，是我们的郑和们极少所展出来的。当卡利卡特国王对这些葡萄牙人从里斯本所带来的货物表示轻蔑时，达伽马便扣押了一个渔民作为人质。在第二次航行至印度时，他的旗舰一马当先，带领15艘舰船炮击卡利卡特，将所俘船只上的船员野蛮致残。甚至将乘船前往麦加的旅客抓起来，点火烧死了他们。他们相信先下手为强的哲学。

    因此，当葡萄牙人持之以恒的远航探索，经过印度，一路来到曾经因实力雄厚而视其为蛮夷的中国大门口，割据澳门半岛时，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竖起大门，并在上面写着：“畏惧我们的伟大，尊重我们的美德。”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人口不足中国1％的葡萄牙王室，怎么会企图统治亚洲人口规模庞大得多的诸多帝国的商贸活动呢？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的国人还在继续远航探索，进而建立起了一张神奇的贸易前哨网。继而是葡萄牙人所有的欧洲对手们——西班牙、法国、英国……开始加入这场争夺战。他们在“新世界”中力争主动，对商业的狂热和对金钱的贪婪追求，远远超越了当时中国人的想象。

    据史料记载，从1500年到1799年的所有年份中，西班牙有81％的时间在与外国敌人作战，英国则为53％，法国为52％。这些持续的战事，带给了西欧国家发展史中3个意料之外的收获。

    竞争是商业世界最基本的逻辑

    第一，竞争孵化了技术进步。

    与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郑和的远洋航行极大程度地展示了明朝中国的财富和高科技水准。在1416年将一个中国太监送到东非海岸，至少在水运等技术层面上讲，完全可以说堪比将美国宇航员于1969年送往月球的伟大壮举。

    然而，到了15世纪晚期，葡萄牙人的轻型多桅战船在作战性能上很快赶超了中国。他们采用横帆和两个桅杆，在速度和火力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这些转向快，火力猛的欧洲“兵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动作迟缓的中国大船击沉。

    水钟曾经是中国发明创造的骄傲。但是，当那个设计精巧的中国发明——钟表，再次回到它的故土的时候，已经过欧洲人的改良、改进，而由发条和齿轮组成机械装置，运转起来也更准确了。更为可怕的是，伴随着西欧计时器等技术的逐渐进步，东方的优势时代也在逐渐走向终点。

    第二，竞争带来了体制创新。

    当时的西欧，竞争公国为了增加收入以维持其战争开支，开始尝试前所未见的政府借款方式，这种公共债务的机制创新模式，种下了现代债券市场的种子。这是中国明朝完全未知的机制，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引入中国。

    而荷兰人提出的“将贸易垄断权授予合股公司，享受合股公司相应的利润份额作为回报”的思想，作为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改变世界经济财政格局的创新之举，直接推动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在欧洲诞生。而当时的中国，乃到整个东方，没有任何体制与这些令人惊异的积极机制相似。

    第三，竞争开启了民主之风。

    欧洲经济财政新机制的形成，不仅增加了欧洲公国各王室的收人，而且凭借在现代初期的国家中，创设长期存在的、新的利益相关者，如银行家、债券持有人和公司董事，减少了王室的特权。

    最为重要的是，世代延续的激烈竞争环境导致的必然后果是，没有哪一个欧洲君主的实力足够强大。所以在全欧洲，没有任何统一的皇帝发布命令，也不能颁布任何海外探索之类的禁令。各公国君主们鼓励商贸、征服和殖民活动，而且大家联合起来对抗来自东方的敌人。这成了他们相互之间开展竞争的一部分。而后来伦敦金融城的出现，更是开启了“公司时代”和民主社会的序幕。

    这种典型的分而治之的政治特点，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人在遥远的地方，在经济、地理、宗教等各方面不断寻求机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分而治之的“分裂”状态，却成了欧洲人统治世界的开始。

    在欧洲，小即是美，因为这意味竞争，而这种竞争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国内。这与中国“大而一统”，“和而不分”的封建政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