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的知名教授王立群的《大风歌:王立群讲高祖刘邦》是“王立群读《史记》”系列里比较靠后的作品,在此之前,他已经讲过汉武帝、项羽、吕后和秦始皇等历史人物。王立群表示,本书对刘邦的解读延续了之前的严谨和平实,但同时也在语言上寻求突破。
首位平民皇帝开创多个第一
刘邦是一位传奇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平民登上帝位的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短时间(七年)内统一天下的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行郡国并行制的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善于利用宣传战打击政治对手的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善于夺取政治制高点造成政治优势的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作楚声短歌的皇帝,其《大风歌》被誉为“千古人主第一词”。留下了如此多的第一,刘邦到底是什么人呢?他的胸襟、他的眼光、他的御人成王之道都是从何而来的?一个无赖成长为皇帝,到底要有怎样的雄心和意志?面对人生挫败他怎样走出低谷?面对百废江山他将如何整理?
王立群接受采访时称,“我多年对《史记》、《汉书》等相关资料研究成果整合提升,展现了一个胸有天下、心思缜密、坚定果敢、从谏如流的刘邦。从刘邦和西汉开国元勋的身上,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秘密:想仕途平步青云,就要跟对人、带对人、做对事、心够狠;想职场一路凯歌,就要擅领会、能服人、愿分享、懂博弈。而这些珍贵经验,正是官商升迁提振的必备要素。”王立群笔下的刘邦和王道,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历史精华。
刘邦和西汉开国元勋的职场启示录:
想仕途平步青云,就要跟对人、带对人、做对事、心够狠;
想职场一路凯歌,就要擅领会、能服人、愿分享、懂博弈。
不妨学学刘邦的用人之道
常言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现实的生活中,不论哪类人才,都有其长短处。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所以,善于用人之长,会用人之长是一个成功者的基石。历史上善于用人的皇帝不在少数,但最会用人的皇帝当属刘邦。“知人善任”这个成语,就是源自于对刘邦的称赞。这个成语的出处在汉。班彪《王命论》中:“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功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从这几句话的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决定刘邦成功的秘诀就是会用人识人,今天的领导干部或企业人士要想做出一番伟绩,不妨也学学刘邦的用人之道。
众所周知,刘邦年少“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到了四十多岁才混了个泗水亭长的升斗小吏,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大洗牌中,他居然力挫群雄,历尽艰辛最终建立了西汉王朝。他成功的法宝是什么呢?一句话,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汉王朝建立的整个过程证明:张良在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中起到了“参谋长”的作用,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大功臣。萧何输送士卒粮饷,支援前线作战,起到了“后勤部长”的作用。韩信用兵如神,多多益善,屡建奇功,在垓下大败项羽,一战定乾坤,起到了“总司令”的作用。鼓不如五音,乃为五音之主。刘邦就是这样一个能指挥五音的“鼓”,是个非常成功的领导者。
刘邦手下的文臣武将,大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曹参是沛县的区区小吏;樊哙是宰狗的屠夫;夏侯婴是马车夫;周勃以编席为业,兼当吹鼓手帮人办喜、丧之事;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郦食其是穷书生;彭越、黥布是强盗。至于陈平,原是魏王咎的太仆,后从项羽入关,任都尉。他投归刘邦以后,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他曾建议用反间之计,使项羽不用谋士范增,并以爵位去笼络大将韩信,为汉朝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历任惠帝、吕后和文帝时的丞相,还配合周勃,粉碎了吕后的政变。若问他个人的历史,家里贫穷,做小官时,贪污受贿,又和嫂子关系暧昧,素有“盗嫂受金”之讥。而韩信呢?在他寄食于南昌亭长和漂母之家时,也受尽了豪门阔少的欺凌侮辱,有“胯下之辱”的丑名。就是这些看来出身不好的人,有的甚至称得上“鸡鸣狗盗”之徒,“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但都能为刘邦所用“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都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所然。
刘邦的精明之处在于用人如使器,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古人云:“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之长中之短,不知人之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从刘邦的选才、用才,可以看出,刘邦是深谙用人之道的。张良,韩国贵族,生活于高层,擅长权谋;萧何,沛县吏,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极富行政组织才能,故负责粮草;韩信在“项梁、项羽起事,仗剑从之”,有带兵之勇。此“三杰”,正是刘邦用其所长、各得其所所造就的。此外,樊哙,少以屠狗为业,从刘邦起事于丰,劈关斩将,屡有战功,在鸿门宴上斥责项羽,使刘邦脱险。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向刘邦呈《新语》12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后成为著名的政论家。这些人才的脱颖,使得刘邦手下,谋臣如雨,猛士如云,一时蔚为壮观。
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选人、用人上都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那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如何选好人、用好人呢?首先在用人中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也当年是刘邦的过人之处。在西汉“三杰”当中,除萧何曾在沛县与刘邦共过事,称得上“心腹”外,张良家世为韩国贵族,历来主张复韩反秦;韩信曾追随项羽起义。张良、韩信能忠心事主、鼎力相帮,与刘邦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分不开的。可以设想,韩信归依刘邦后,如果得不到刘邦的信任,不可能出任大将,更不可能掌握军队的指挥权。正因为刘邦信任,才得到了韩信的信任“回报”。
事实上,在刘邦的门下,得到提拔重用的前朝“旧臣”远不止张良、韩信二人。张苍是秦王朝典掌文书档案的御史;叔孙通是秦王朝皇帝顾问的博士;陈平曾是项羽手下的都尉。这就说明:信任,是人才干事业的最重要前提。做一个领导最忌讳的,就是一天到晚看见所有的人都很可疑,今天猜忌这个,明天猜忌那个,这样其实对自己的事业是危害极大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刘邦就有这个魄力,他一旦决定用某某人,他绝不怀疑,放手使用。在刘邦的队伍里有很多人原来曾经是在项羽手下当差的,因为在项羽的部队里面待不下去了就跑过来投奔刘邦。
刘邦敞开大门,一视同仁表示欢迎,你愿意来,就欢迎你来。比方说韩信,原来是项羽手下的人,因为在项羽手下不能发挥作用,就来投奔刘邦。又比方说陈平,他走的路更多——原来是魏王手下的人,因为不能发挥作用就投奔项羽,又不能发挥作用就再投奔刘邦,当陈平从项羽的军中逃出来前往汉营时,刘邦是“大悦之”,非常高兴。他问陈平,陈先生在项羽那里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啊?陈平说,担任都尉。刘邦说,好,你在我这儿还当都尉,就马上任命陈平做都尉。任命公布以后,汉营舆论哗然,很多刘邦的老随从不满意,所以就有人去到刘邦那里说陈平的坏话,但是刘邦不予理睬,你们议论你们的,我任命我的,而且非常信任陈平,坚持对陈平委以重任。
正是由于刘邦这样的信任,陈平才愿意为刘邦效力。
当时刘邦和陈平曾经有个谈话,刘邦问,你看我们现在和项羽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谁也吃不掉谁,请先生想一想有什么办法能够出奇制胜,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呢?陈平说,项羽多疑,我们可以使反间计,让项王不再信任手下的人,等于砍掉了他的左膀右臂,不就行了吗?刘邦说,这个主意好,那就请陈先生来操作吧。费用没有问题,马上拨款,黄金四万斤——请大家注意,这里的金子其实是铜,那个时候讲的黄金就是黄铜——刘邦把黄铜四万斤交给陈平,这些钱就交给你了,随便你怎么用,不问出入。什么叫不问出入呢?就是不报销,不审计,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只要给我把项羽搞定了,节约下来的都归你自己。这是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措施,表示刘邦对陈平的信任。
其次就是要坦诚相待,这不仅仅是反映一个人的素质问题,更是为人处事的一条原则,你是否坦诚以待别人,别人通常也会坦诚的对待你。对于人才,他们需要的不尽是应得的酬劳,而更多的是需要尊重和信任。要尊重这些人才,惟一的办法就是以诚相待,实话实说。刘邦就有这个优点,张良、韩信、陈平这些人,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跟刘邦谈,提出问题,刘邦全部都是如实回答,不说假话,哪怕这样回答很没面子,他也不说假话。之所以这些人能够帮助刘邦提出自己的计策来,是由于刘邦有一个前提,就是如实相告,绝不隐瞒,这样信任对方,尊重对方,得到了对方同样的回报,同样的信任和尊重,尽心尽力地帮他出谋划策。这也是我们一些做领导的,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
萧何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当刘邦在乡间当小小的泗水亭长时,萧何已经是沛县城中掌有实权的主吏掾。他由于处事公平,执法不枉害人而受到当地县官的器重。此时的刘邦桀骜不驯,不拘小节,“好酒及色”,还经常说粗话,属于被人鄙视的那一类人。地位较高,且受人尊重的萧何却非常器重被常人所不屑的刘邦,即使刘邦有了差错,作为上司的萧何则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刘邦开脱。及至刘邦起兵抗秦,萧何与刘邦的地位颠倒了,萧何由上司变为臣仆,刘邦由小民变为君主,萧何更是忠心耿耿,辅佐刘邦,从未有在地位上逾越刘邦的欲望。刘邦有何魅力使得萧何如此铁心?其根源来自萧何对刘邦坦诚待友、重许诺、重义气的待人准则的早期认识,与行侠仗义的刘邦成了挚友,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以至于成了刘邦日后不能离开的“左右手”。也正是刘邦的坦诚,使他得到了很多的人才来归,包括其他和萧何一样的小吏。
如曹参当时是个县内官吏,日后是刘邦起兵的主要参与者,帮助刘邦打了许多大仗,成了开国元勋,并在萧何之后,当了汉朝的第二任宰相。夏侯婴当时是“沛厩司御”,后“试补县吏”属下层小吏。夏侯婴是位大丈夫,在刘邦因伤人而获罪时,挺身而出,吃尽苦头,并代刘邦受过,吃了一年的大狱菜团。日后,成为刘邦的一员得力战将。可以这样说,若无坦诚待人、善交朋友的特长,就没有日后成大事的刘邦。
在此就是做好论功行赏。在使用人才时,首先是要信任他,尊重他,同时也应该奖励,因为奖励是对一个人才贡献的实实在在的肯定。不能老拿好话打发人,说这个人不错,是个难得的人才,是我们的骨干,就是一分钱的奖励也不给,这个是不行的。有贡献就得有奖励,奖励要奖励得合适。确实是工作做得好,贡献大的,要多奖;做得一般地,一般地奖;做得差的,不奖,甚至罚,做到要赏罚分明。刘邦夺取天下以后,根据各个人的不同功绩,对功臣论功行赏,不但封赏了萧和、张良、韩信、彭越等一批人,还封赏了他最不喜欢的人——雍齿。雍齿一封,所有的功臣都安心了,明白了刘邦是真正的按功劳而不是按亲疏行赏,一碗水端平后,公生明的效果就立竿见影了。
论功行赏时,刘邦裁定:萧何第一。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刘邦的老成谋国。为什么要定萧何为第一功臣呢?第一,萧何是革命元老,也是建国元勋,是跟刘邦一块儿起义的,且功勋卓著。第二,萧何至关重要的贡献,在于其及时抢救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当时刘邦打进关中,军队冲到咸阳城里后,那些将军们在干什么呢?抢东西,抢金银财宝,或者忙着奸淫妇女。只有萧何冲进秦王朝的国家档案馆,把秦朝的地图、账本、各种文件资料全部保存了下来。最后刘邦一统天下的时候,对整个国家的形势,比方说哪个地方穷哪个地方富,哪个地方有些什么物产,有些什么情况,都了如指掌。是萧何掌握了这样的重要资料。从这一点来看,萧何确实是一个治国良才,是做总理的人才,他知道这个资料的重要性,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资讯、信息等等的重要性。
刘邦可以说是很懂得领导艺术的典范,正是由于他能够信任人才,使用人才,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又暗中地加以防范和控制,从而把当时天下的人才,都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优化组合,这样一来,他夺得天下也是必然的事情。刘邦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不贪天下之功归己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不如”,不把建立政权的功劳记在自己身上,而是充分肯定“三杰”的重大作用,足见胸襟之宽阔、气度之轩昂、识见之深刻。
老子道德经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世界是无限的,一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有限的,犹如沧海一粟,再聪明的人也不能全知全能,社会精英和杰出人物也不例外。然而,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恃才傲物,不懂装懂,讳疾忌医,闻过则怒。甚至于明明知道错了也不想改正,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不但有的领导干部是这样,一些专家学者乃至名人也这样,“老虎屁股摸不得”。他们却不知道古人“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矜者,细之属也。”凡是骄傲的人,没有伟大的人物,骄傲是渺小的表现。正是由于刘邦有“三不如”的自知之明,有识才之能,有容人之量,且能使人尽其才,这才有了他“提三尺剑而取天下”的人生辉煌,其人生智慧和管理艺术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还切勿近求远。古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然而,现在有的单位,视外单位的人才为掌上明珠,视若瑰宝,不惜重金挖来,待以厚礼,但对本单位的人才则白眼睨之,不关心他们的痛痒,不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人才的聪明才智难以发挥,这种做法势必造成人才的浪费,才能得不到施展,还很可能会出现“招来一个女婿,气跑一群儿子”的现象。因此,我们在使用人才时,应本着“先内后外”的原则,充分发现挖掘本单位的人才,让那些埋在淤泥中的“珍珠”,卧于厩槽间的“良马”,在本单位的工作岗位上施展才华,发挥聪明才智作用。并对人才要常怀爱才之心,容才之量,护才之胆。爱才之心,就是要真正从思想上重视人才,从感情体贴人才,从生活上关心人才,切实为他们办点实事、好事,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容才之量,就是以宽广的胸怀选才用人,要任人为贤,莫任人为亲,要善于包容、吸纳,凝聚各类人才,做到“量力而任人,度才而用之”:“用人不疑”,要使用一个人就一定要对其充分的信任,别又想使用,还又怀疑,那样是绝对不行的,并且不以个人好恶去选人用人,做到任人为贤,选贤任能。护才之胆,就是要做到知善任,扬长避短,短中取长,虚怀待人,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选好人、用好人,才能让人才在创造一番伟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刘邦用人取长说
众所周知,刘邦能成就伟业,得益于善于用人。
在总结成败得失时,他曾有一番精辟的论述:“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然而,无论是以历史还是现实的眼光看,刘邦当时手下的一帮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令人不舒服的缺点和毛病,但刘邦能够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地使用,确乎不易。
对刘邦来说,张良的毛病在于“不忠”。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少负才名,有弟死不葬、毁家纾难、重金购求壮士刺秦为韩国报仇的壮举。不难想象,他是不会把刘邦这个出身农门小户且兼具一身土气和痞气的草莽英雄真正视为同道的。张良真正追随的是被秦灭国的韩王成,在韩王成被项羽所杀匡扶韩国的理想破灭后,出于为主报仇的义慨,才投奔了刘邦。张良对刘邦的忠和敬,都是很有保留和限度的,即使在助其成就帝业后,也是远离繁杂政务,对刘邦保持一种疏离态度。萧何也有毛病,就是名望过高。当时,萧何坐镇关中,征发兵卒,运送粮草,供应汉军;侍奉太子,制定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秩序。有关事项每次报呈刘邦,刘邦总是同意,允许照办。即使来不及报告,萧何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行执行。刘邦几次战役,弃军逃跑,当时萧何若稍有二心,便可置刘邦于死地。可刘邦就是用人不疑,萧何每次都征发关中兵,补足汉军缺额,刘邦也因此得以重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
刘邦手下其他人,多有“不贤”的毛病,典型的要数韩信和陈平。这两位股肱之臣,都是从项羽处投奔而来,陈平更是因在项羽处犯了重罪逃跑来的。此前,韩信有胯下之辱的懦弱记录,陈平有“盗嫂”的劣迹。但刘邦也是委以重任。及至后来帝业将成,韩信居功自傲,按兵不动,致使刘邦险些丧命,刘邦也能不计前嫌,封其为齐王,指挥整个战局。陈平被委任为监护三军将校之后,招致众将非议。刘邦反而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此后,方有陈平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的伟业。
成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即使寻常领导也心知肚明,但为何韩信、陈平在项羽之处得不到重用?为何古往今来总有“千里马易得,伯乐难求”的哀叹?原因在于,对于领导而言,人才除了具有对自己有用的才能外,他们往往“要价”很高,还要有合适的岗位和条件才能发挥其作用。人才往往还有着很多性格和人品上的缺点,如自命不凡、好高骛远、放荡不羁等等,甚至有令时人世俗难以容忍的怪诞行为。而且,他们也不是万能的,在有一技之长的同时,其他方面甚至很低能、很糟糕。往往优点越明显,缺点也越明显。因此,善于使用人才,不是仅仅具有一般性的认识就能轻松做到,而是要求领导者必须具有宏大的容才之量。
俗话说:“越是没有人才的地方,越是压抑人才的地方。”相对于人才的毛病,领导者往往又是有“洁癖”的,在这样的领导眼里也就没有了人才。一是思想洁癖,希望别人都能和自己保持同样的思想观点,容不得有不同的议论,更接受不了“异端邪说”。二是权威洁癖,领导者容易爱面子重威严,难以接受逆耳忠言,甚至担心别人功高盖主。刘邦倒是经常被谋臣、部将指责的,有的甚至言辞很激烈,但他都听进去了,也就成就了千秋伟业。三是标准洁癖,就是喜欢用一把尺子量人长短,须知人才并不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项羽也重人才,但他重的都是和自己一样能征善战的勇士。四是道德洁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用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准则去审视人,因而那些道德失范、行为失当、言语失态的人便早早被打入冷宫。在有洁癖的领导者面前,人才自身的毛病往往会被放大。殊不知,在项羽的败军丛中、枯骨堆里,又有多少如陈平、韩信的大智大勇者,却被视为草芥,终生不得所用。
英国管理学家德尼摩提出,凡事都应有一个可安置的所在,一切都应在它该在的地方。要想营造人才辈出的局面,还得从领导者端正心态入手,用非常之道待非常之人,在识才、用才、护才上多下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