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田七郎故事的启示
按照中国式管理的逻辑,你对员工怎样,员工就会对你怎样;给予员工以真情无疑能得到员工的真情回报。的确,我国历史上的精英人物素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然而,如果以为激励一定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别人立马感恩不尽,那往往事与愿违。只有经得住考验的善意激励,才能在激励者需要的时候结出正果。从《聊斋》中田七郎的故事里,我们就不难受到这样的启示。
珍重独立人格
史载,战国时一代名将吴起爱兵如子。有一个士兵生了脓疮,他用嘴为之吸吮脓血。按说这是好事,可是这位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十分恐惧,嚎啕大哭起来。因为老人家认为,儿子很快就会像他的父亲那样战死疆场了。以狐鬼故事著称的《聊斋》中,有一个叫做“田七郎”的故事,也有类似的场景。只不过喜欢结交的大户武承休厚待田七郎,遭到其母亲的严词拒绝后,虽然十分羞愧,但最终还是得到了这位母亲的支持。
原来,武承休得知有一个叫做田七郎的人最值得交往,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使他度过危机。武承休便四处查访,最后得知这位田七郎是个打猎的年轻人,便带着人马登门拜访。田七郎其貌不扬,穿的是破衣烂衫,家里几间破屋摇摇欲坠,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武承休在交谈中发现田七郎言词朴质,便认定了其诚实可靠,立即决定为他改善家境提供赞助。田七郎推辞不掉,就去禀报母亲。母亲说:“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如果你得了人家的资质,只能以死相报,我不想失去你。遭到老太太拒绝后,武承休表示要高价收购田七郎的虎皮。老太太怒斥武承休:你这是不怀好意!武承休不仅没有恼火,反而更加敬重其母子。
如果以为田七郎母子太傻,那就错了。无论是《聊斋》的作者蒲松龄还是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感叹田七郎母亲之贤。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老太太深深懂得激励对于老百姓的意义。家境越是窘迫,激励的作用越是容易被成倍放大。与其说老太太不愿意承负别人的人情债,不如说那是不愿意放弃独立的人格。看起来,这种独立的人格足以拒管理者于千里之外;实际上这正是激励所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最可靠的基础。这个武承休深深懂得这一点,越是遭到拒绝,越是愿意与之结交。虽然他被田七郎母亲斥退,半年多不敢“高攀”,但是当他得知田七郎被卷入一个人命案时,倾力营救,终和田七郎结成生死之交。
我们很难说把武承休是在设法收买田七郎,因为他当时确实没有指望田七郎能够立即为自己做什么事;也就是说,武承休非常尊重田七郎独立的人格。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应当将业绩激励之类和对员工人格的尊重区分开来。即使正面的激励力度加大,也不能试图替代后者的作用。这在著名代工企业富士康那里得到了明显地验证:去年5月,郭台铭表示,到2013年的8月,富士康内地员工的工资将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倍,达到4400元。其薪酬激励的力度不能算不大,而且已经在稳步推进。然而,仅仅增加工资并没有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跳楼”事件仍有发生,罢工风波一浪接一浪。究其原因,一位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工人直言不讳:他希望厂区的管理能够不那么简单、粗暴,多一些人文关怀。
在田七郎母亲的“恐惧”面前,管理者大可不必抱怨人心不古,激励失效;那正是对激励效果的反弹。如果田七郎母亲的“恐惧”只是一种表象,那么倒是管理者自己不要被激励的种种“假象”所迷惑。
经武承休“以重金赂邑宰”、“以百金赂仇主”的多方营救,田七郎在监狱里被放出来后,原本对武承休感恩戴德才是;但是七郎母子毫无表示。武承休安慰七郎好好休息,尽快恢复健康,七郎只是点点头,对过去的事只字未提,连武承休的手下人都觉得这不近人情。七郎自此成了武承休的座上宾,全家殷勤招待,七郎处之泰然,好像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得到的待遇。对于武承休新的馈赠,七郎不再谦让,“亦不言报”。然而在七郎的淡漠、傲慢的背后,则是以死相报的决心。七郎的母亲直接告诉七郎,“你已经不属于我这个母亲了,要全心全意地侍奉武公子”,将武承休视为再生父母。七郎的变化正是因为听了母亲的教诲,“小恩可谢,大恩不言谢”。
相反,那些在武承休面前唯唯诺诺的人,倒可能包藏着祸心,值得警惕。武承休有三个贴身的厮仆,一个是久受宠爱的娈童林儿,颇得武承休的欢心。给他一点好处,嘴巴就像抹了蜜一样甜。一个是十二、三岁的僮仆,虽常被役使,也只是拨一下动一下。还有一个叫李应的比较拗拙,爱计较,每因一些琐事与武承休争辩,吹胡子瞪眼,惹得武承休非常生气。武承休找个理由把李应辞掉了,格外信任林儿。可偏偏是这个林儿,几乎置他于死地。有一天,武承休留林儿看家,武承休新娶的儿媳王氏到庭院赏菊。林儿顿生歹念,挑逗王氏。王氏发觉势头不对,准备抽身而去。林儿竟要强暴王氏,王氏大声呼唤,众人闻声赶来,才把王氏解救下来。
如果我们把上述两种情况都称之为假象的话,无疑具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可以称之为淡漠的假象,后者则为趋奉的假象。相对于激励的当期或者当下的表现而言,前者似乎没有效果,后者能够立即见效;而随着事态的发展,结果正好相反:七郎以死相报,铲除了武承休的仇敌;林儿心怀不轨,恩将仇报。这两种假象尽管是激励对象素质的体现,但也反映出管理者的品行两面性,前者属于君子之交,不必拘泥于当期的回报;后者属于小人之间的苟且(娈童也就是男宠),当期的趋奉是靠不住的。要想在前者的淡漠中不动摇激励的举措,在后者的趋奉中不放松警惕,不仅要选对激励对象,更应当保持激励出发点的正当性。
超越个人恩怨
如果说激励的当期回报真假难辨,试图在路遥知马力中求解,那绝非上策,因为那往往使得危机难以避免。即使在危机中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也会付出沉痛的代价,远不如致力于避免陷入危机。尤其是在壁垒内部因素导致的危机面前更应当如此。只有保持激励出发点的正当性,才可以防止节外生枝。
激励出发点的正当,往往是着眼于长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激励更像“投资”而非现货交易。如果激励当期就得到了回报,那只是一次现货交易,对未来不产生制约作用。七郎在接受武承休激励的开始,就是把它当做一种交易对待的。武承休托购虎皮本来是赠金的借口,但七郎立即准备按照市值付给对应的虎皮。清点已有的虎皮,发现不足抵金后,七郎就打点行装,潜入深山打虎。得知不幸妻子病故,他掩埋好妻子,再次进山。直到将一只大老虎猎杀,完整的交给武承休为止。如果彼此的交往到此为止,七郎就不会觉得自己亏欠什么,不再有拔刀相助的义务。而武承休则极力回避自己是在做交易,在七郎身上加大了投入,使得七郎感到无以为报,舍生赴义才成为以后的必然。这就是着眼于长远的激励效果的产生。
然而,激励出发点的正当,并不能代表预期的回报行为必然正当。这需要管理者在危机到来时,能够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否则预期的回报有可能使得局面更为严峻。当武承休宠爱的娈童林儿非礼事件发生,林儿竞投奔到御史的家宅。
御史家一向仗势欺人,对武承休追讨林儿的要求置之不理。武承休告到县令那里,还自己雇人抓到林儿,交县令处置。县令竟将林儿送还御史家。林儿狗仗人势,到处散布武承休的家丑,气得武承休到御史家门口骂街。当他得知林儿被七郎在暗处将林儿碎尸,这才大大出了一口气。然而此举给武承休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使他和家人背上了杀人的嫌疑。在七郎莽撞行为的背后,无疑是武承休的个性使然。尽管七郎早就认识到了其悲剧不可避免,然而这种迎合方式无异于帮倒忙。
由此可见,激励出发点与实际效果的正当性并非仅仅以双方的利益进行衡量的,必须对社会有所裨益,不能以侵害第三方的正当权益为代价。这一点,管理者的激励无论是为了当期还是长远利益都应当一样。七郎之所以受到《聊斋》作者蒲松林的极力推崇,是七郎的感恩行为在客观上弥补了天道惩恶的疏漏,是连荆轲奉燕太子丹之命刺杀秦王都比不上的壮举。这是因为,武承休在贪官县令与劣绅御史管家面前是个弱者。劣绅贿赂贪官,贪官欲置无辜的武承休于死地,正在劣绅与贪官谋划于官衙之中时,先后被乔装进来的七郎结果了性命,岂不快哉。这也许是连武承休都没有弄明白的道理:只有超越个人恩怨,造福于社会的激励,才能使激励对象的行为上升到道的层面,在激励中获得理想的效果。
警惕激励“假象”